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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唯一有价值观的动物,“德”就是价值观。
我们来解构一下中国的这个“德”字,中间有一个大眼睛,下面是一个心脏,左边是一个行走,最上面的一横一竖代表正。目正、行正、心正,就是德。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当中,讲了9个字,叫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我觉得就是立德树人最好的阐释。从这个“德”字来看的话,眼睛代表有理想,看得远;行走代表有本领,去行动;心代表的是有担当,心怀祖国。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四个故事,代表了四个价值判断。
第一个价值判断
生命有缝,阳光才能照进来
我们来看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陶行知四块糖的故事。
陶行知先生当校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位男生用砖头砸同学,便将其制止并叫他到校长办公室去。当陶校长回到办公室时,男孩已经等在那里了。
陶行知掏出一块糖给这位同学:“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先到办公室,说明你很守时。”孩子不敢接,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说:“这也是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会尊重人。”
男孩将信将疑地接过第二块糖,陶先生又说道:“刚才我去了解情况,知道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我再奖励你一块糖。”
这个男孩子拿了三块糖就哭了,说陶校长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打人了。
陶行知再掏出第四块糖,说你是好孩子,你知错就改,我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每个孩子在老师面前都是可以改变的,看到孩子的缺点,是我们教育者的机会。
现在我们家长为什么焦虑?我认为绝对不是焦虑自己的孩子将来不优秀,恰恰焦虑的是现在被同学看不起,被老师看不起。
进入小学的时候,如果一个孩子一个字不识,是零起点的,我们的老师是什么态度?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我们的老师看到一个啥都不会的孩子,应该充满了欢喜,觉得这是教育的机会来了,那就是教育情怀。一个孩子识2000个字,还要他来读一年级干嘛?这体现我们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价值观。
第二个价值判断
立德树人,呼唤有灵魂的教育
我们来看个例子,人和猫、和果蝇、和香蕉,看着差这么远,但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人和猫在基因上的相似度是90%,人和果蝇的相似度为60%,人和香蕉的相似度为50%。你看到我等于看到半根香蕉。
因此,我们的教育差一点点,那就是完全不同。这个案例有点极端,有一个孩子因为平时语文考了59分,很绝望。
请注意,59分对学生是个羞辱性的分数,相比之下,55分对人的心理打击倒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打59分之前,老师必须做一个动作,要找这个孩子谈话。
比如和他谈:这个题会做吗?这个题好像也应该会做。你应该可以考到70几分,怎么考到59分?下次要努力。
老师也可以对学生说,我给你60分,不是老师不会数学,而是我给了你一分,下次考试还我两分,同意不同意?这叫教育。
直接给学生59分,老师没有错,但心里有学生吗?这是教育吗?
第三个价值判断
课程是势能,讲究高度、结构和系统
我为什么讲课程是高度、结构和系统的概念呢?我在机场看到一句话,说请看左边的一块碳,我一看这不是碳,而是钻石。后来一想,钻石真的是碳。
我们平时接触到的木头,它就是碳,分子排列是杂乱无章的;如果是层状结构就是石墨;如果是金字塔结构排列,就是钻石;如果是60个碳原子结成一个球,就是巴基球;如果形成一层碳膜,就是石墨烯。
大家注意,对学校来说,课程面临的就是要把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的内容组织起来,不同的组织体现了不同的课程价值。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挪威,时间是很多年前的5月17日,我们的导游千叮万嘱说晚上千万不要出去。当晚,我在宾馆里听见窗外大呼小叫,甚至有玻璃窗打碎的声音。
后来我才了解到,从上世纪初开始,挪威就有一个传统,他们的高中毕业生在最后一个学期有一场重头戏:毕业狂欢。
这群毕业生,穿红裤子的表示学文科的,蓝裤子的表示学理科的,三个星期不允许把裤子脱下来。他们以班级为单位,要去打工赚钱,然后买一辆大巴,里边装上音响,在国庆节5月17日晚上,把大巴拉到广场上去比谁的喇叭响。
5月17日那天晚上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不犯法。这个晚上是非常疯狂的晚上,我觉得很奇怪。
我问他们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为什么这样放纵孩子们。他回答:只有本人知道,在他完全自由的时候,哪些事情可以干,哪些事情不可以干,才叫成人。这叫课程,那我们的高三学生在干什么?
第四个价值判断
教学是动能,它讲究的是宽度、程序和方法
教学是课程的实施,我想讲第四个故事,这个故事有关钱文忠和他的老师郝老师,钱文忠在读高二的时候是很普通的孩子。
他的历史老师姓郝,郝老师在讲到世界史的时候讲到印度,讲到梵文,郝老师说梵文很难懂,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懂,这个人叫季羡林,现在在北京大学。
结果下课以后钱文忠就去找这个郝老师,“郝老师,你说梵文就一个人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当然是真的。
“如果我去学梵文,将来就我一个人懂了?”郝老师哭笑不得。
钱文忠写了一封信给季羡林,说季老,我要报考北京大学,跟你学梵文。季老回了一封信说:欢迎报考北京大学,但是北京大学很难考的。第二年这个非常普通的孩子考了上海文科高考第二名,考入北京大学。
季羡林专门到火车站接钱文忠,后来钱文忠和季羡林住在一个房间四年,便于语言学习。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教学的宽度有多重要,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句话改变孩子的未来。钱文忠有今天,就是郝老师上课讲了一句“废话”。而我们现在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有一句话:不考的不要问。这已经变成我们老师的口头禅。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无论是课程还是教学,它实际上是搭了一个平台,让我们的老师和孩子在这个平台上,在学到结构化的知识和能力的同时,又体验到学习的内在快乐和生命的价值,进而做到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来源: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