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一轮专题14论述类文章阅读练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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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
风格古雅、气势宏伟的祠堂建筑，是中华民族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重要表征。作为中国保存最多的一种古建筑群体，祠堂直接体现了中华民族血缘伦理、宗族观念、典章制度、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内涵，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
祠堂是祭祀祖先、贤哲或神灵的房屋，大体分为三类。一是祭祖祠堂，是宗族人员祭祀祖先、制定族规、商议重要事务的地方。如北京的太庙，是我国保存至今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皇家祭祖建筑群，是明清两朝祭祀本朝已故皇帝的地方。二是名人祠堂，是专为祭祀某一个著名人物而建的，可细分为贤臣名士祠堂(如成都武侯祠)、文人学子祠堂(如汨罗江畔屈子祠)、忠勇将士祠堂(如岳庙)、实业人物祠堂(如李冰父子祠)、烈女孝子庙(如孟姜女祠)等。三是神灵祠堂，是指以某个自然现象或某个神仙形象为祭祀对象的祠庙，如位于泰山南麓的岱庙，是历代帝王奉祀泰山神灵举行祭祀大典的场所。
中国祠堂文化的滥觞，与中国古代传统的自然崇拜特别是祖先崇拜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原始人们祭神特别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实际上就是祠堂的前身。商代，建立了初步的宗庙制度和祭祖规则，但祭祀礼仪尚未形成定制。周代，建立了分封制和宗法制。周代礼制对宗庙建制的规定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就于寝。”这种以宗庙为核心的祭祖礼制，完整、系统和规范，对后代的家庙、祠堂制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标志着中国祠堂的正式诞生。
汉代，无论是皇家宗庙，还是民间祠堂，都有自己的特点。“汉世多建祠堂于墓所。”汉代墓祠又称“庙祠”，是从周代宗庙发展演化而来的祭祀建筑。到唐代，祠堂发展成为“家庙”。“家庙”一词是唐代法制上用来称呼官人依唐制所建立起来的宗庙，大多建于京师远离居室之处。《开元礼》关于祭祖礼制规定：五品以上的官人才可以立庙。唐代的家庙，集中在长安、洛阳两京，尤其长安城内更是遍布家庙。到了宋代，在理学家的推波助澜下，民间祭祀五世祖甚至始祖的习俗，逐渐流行起来。宋代祭祖场所一般建置在故乡居室内或之侧，实际是一种家庙制度影响下的家庭祭祖场所，其名称有“家祠堂”、“祭堂”、“影堂”等，可简称为“家祠”。明清时代，祠堂成为住处以外单独建置的宗族祠庙，不仅数量猛增，遍布全国城乡各地，而且祠堂的内涵更加丰富，建筑更加豪华，管理更加规范，功能更加齐全，明清祠堂成为中国祠堂的巅峰时期，一时之间，“宗祠遍天下”。
20世纪中期，中国内地的祠堂曾遭受三次重大冲击，而在东南亚华侨居住的地方，华裔祠堂仍按其自身发展的轨迹向前运行变迁。20世纪后半叶，首先在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继而在全国城乡民间，掀起了续家谱、修祠堂的热潮，宗族活动在新的环境下有所恢复，寻根热悄然在海峡两岸兴起。
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祠堂在风雨中屹立了几千年。随着社会与科学的进步，宗族观念有所淡化。但千百年宗族制度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宗族观念的消除，当代祠堂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宗族祭祖场所，而更多地作为文化形态保存下来。
(选自2013年6月17日《文汇报》，王鹤鸣文， 有删改)
下列关于“祠堂”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2月中旬的加利福尼亚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成为自然摄影师蜂拥而至的一个所在。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将短暂而壮观的“火瀑布”景象永远定格在镜头中。日落时分，当太阳处于适当位置，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便会出现绚烂的“火瀑布”奇景，水流好似炙热的熔岩一样，从埃尔卡皮坦山陡峭的花岗岩崖面飞奔而下。为了捕捉下这一奇景，摄影师除了需要耐性外，还需要天气足够配合。
“火瀑布”奇景指的就是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马尾瀑布由夕阳照射在奔流的瀑布上形成的一种视觉奇观。1973年，已故著名摄影师加伦·罗威尔首次拍到“火瀑布”的彩色照片。自此，每年前往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摄影师越来越多。为了能够捕捉下这一视觉奇观，他们必须祈祷出现晴朗的天空，否则梦想就会化为泡影。《约塞米蒂摄影指南》作者迈克尔·弗莱表示：“马尾瀑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瀑布，我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是否还存在类似瀑布。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独特的地质构造让马尾瀑布能够在适当条件下化身为美丽的‘火瀑布’。”
40年前，摄影师只能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拍摄到人造“火瀑布”。夏季的夜晚，人们将燃烧的余烬推下附近的冰川点悬崖，让奔流的马尾瀑布呈现出火花四溅的景象。拍摄“火瀑布”需要具备方方面面的知识，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和几何学。拍摄前，摄影师必须找到合适的拍摄地点，考虑地球轨道相对于太阳的位置，同时还要敲定最佳的拍摄时间。他们一直在寻找最低的光照角度，此时的阳光能够为马尾瀑布染成彩虹色。
黄昏时分，马尾瀑布后边的花岗岩反射阳光，形成“火瀑布”奇观。这种奇观每年都会出现，大约两周后消失，颜色的亮度每年都不同。身为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安瑟·亚当斯艺廊摄影指导的弗莱说：“如果找到合适的角度，你能够拍到令人吃惊的金黄色或者红橙色。”
拍摄完美的“火瀑布”既需要运气，也需要找准时机和大自然的配合。马尾瀑布从埃尔卡皮坦山东部的山峰奔流而下，只有冬季和春季的降雪和降雨量充足时才会出现。2012年的降水量较少，但专家们表示马尾瀑布并不需要很多水便可被夕阳“点燃”。与降水相比，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西南地平线必须非常晴朗。2月是一年中暴风云较为频繁的月份，经常遮住太阳。
在所有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马尾瀑布便成为瀑布家族的超级明星，让优胜美地瀑布和新娘面纱瀑布羡慕不已。马尾瀑布是世界上最高的自由落体瀑布之一，流水撞到花岗岩时的落差达到457米，而后又下落152米。“火瀑布”在黄昏前后出现，可持续大约两分钟。埃尔卡皮坦山东部的主路是最佳的观赏地点，摄影师经主路进出约塞米蒂谷。
最近的风暴和降雪让马尾瀑布“复活”。约塞米蒂公园的官员希望瀑布奔流的景象能够一直持续到2月24日。通常情况下，2月24日是能够看到“火瀑布”的最后一天。
下列对“火瀑布”有关内容的表述，不恰当的一项是(　　)

下列对“火瀑布”形成条件的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书会是宋代与科举有关的会社名称，或称课会，或称课社，或称文会。它和乡校、家塾、舍馆一样都是民间开办的学校，与宗学、京学、县学等国立学校并存而补充之。每遇大比之年，书会等民办学校也有人中榜及第，确实与科举考试有密切联系。抑或受到宋代都市文艺商品化趋势的左右，抑或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书会渐渐地由读书吟课的场所转变为从事文艺底本创作和伎艺表演的民间自发组织。宋代的书会应不少。由于书会渐渐走向专门化，以致被人们视同为一般的“行会”，且统称之为“社会”。书会中从事伎艺底本创作的人称之为书会先生。从有关资料看，书会先生据其专长，各有所司，分工明确。
宋代书会先生一般是没有功名而精于文艺的民间文人和艺人。他们通常按照自己的审美认识和道德评价标准去进行文艺创作，并以获得商业利润为创作目的，即以文艺创作为谋生的手段。因此，他们是一个职业化的、自治性的民间文艺创作群体。他们的生活是自由的，甚至是放纵的。北宋词人柳永可谓是书会先生的先驱。他早年浪迹市井，放骸坊曲，为歌妓作词的经历与后代书会先生的生活方式无甚差异。
宋代书会先生创作的作品应该不少，而由于失载和散佚，今天能确认为书会先生创作的作品已不多，如小说《简帖和尚》、鼓子词《刎颈鸳鸯会》、戏文《张协状元》及一些曲子词和赚词。从现存的资料看，词是宋代所有伎艺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决定着伎艺作品的艺术品位和语言风格。而伎艺作品质量的提高也是词的质量的提高，伎艺形式的创新也是词体的创新。书会的创作和表演有助于词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鼓子词、唱赚和戏文的创作，导致了词体的发展和演变，即由单章体向联章体、套曲体、戏曲体嬗变。
书会先生活动的区域一般在大都市，其“衣食父母”(作品的消费者)主要是都市居民。为了占据更大的艺术市场和拥有更多的作品消费者，他们必须符合广大市民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趣味，创作出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他们所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固然属于市民文学。因此而论，书会先生是职业的市民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是早期的市民文学作品。正如谢桃坊先生在《中国市民文学史》第三章《中国早期市民文学》中所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书会先生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其创作目的不是为了‘经国之大业’或‘不朽之盛事’，而是服从现实的商业利益。他们必须向艺人提供脚本或刻印脚本以取得合理的报酬，这样才能在都市里维持中等以下的生活消费。由此使文学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
书会先生的功绩也就在此。他们推动了都市通俗文学的发展，为词走向社会、走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书会”，下列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对宋代“书会创作”的理解，下列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家训，是中国历史上的家长用于训诫、教育子弟后代的文字。它包括家诫、家规、家书、家范、家箴、家语、遗训等形式。
家训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从周文王的《诏太子发》算起，成文的家训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历代的名人志士、文家学者、文武大臣多以家训的形式训诫子弟、垂饬后代。这些家训有不少一直流传到今天，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很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有些家训收集了不少警世哲语，并将这些警世哲语加以编排、分类，读来朗朗上口，对今人也颇有警策意义。有些家训，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除了教子、治家等内容外，还涉及音乐、风俗等内容，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家教百科全书了。
一般来说，家训的内容包括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立志、气节、为政等几个方面，其中又以修身、处世、治家为最主要。
封建士大夫历来重视对子孙后代的人格教育，反映在家训中，就是勉子立志、劝子为学、教子修身的内容。教子为学方面的家训，关于学习方法和治学态度方面的论述所占比例极大，尤其在家书中，更是占绝大部分。其中如“志当存高远”、“有志者当勉学以就业”、“君子忧天下不忧个人”等，足可让人奋发；“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正不可不守”、“清白之家，当以家声为要”等，又足可让人守定气节，义不受辱；反映戒骄戒躁、反躬自省、节欲制怒、淡泊寡欲等思想的力诫之言也举不胜举。
因为是“家训”，所以“治家”在其中占主要地位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中国封建时代盛行宗法制度下的大家族，所以“治家”不仅仅是父慈子孝，耕读传家，而且包括了相当部分的有关宗族礼法、墓域祠堂、田产房屋、奴仆侍役等方面的规定。其中立家以勤俭为本的思想为主，中间还夹杂安贫乐道、耕读传家、教子当早、教子当严、齐家以和、忍让兴家、教子以正等思想，这些思想都是今天应该加以弘扬的。
已广为人知的家书，是家训的一种重要形式。家书往往随事而写，有感而发，尽管不很系统，但富有情感，词气真切。在家书中，有的直接点出了教子的主题，如西汉刘向的《诫子歆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等。
与家诫的板起面孔的训诫相比，家书中那些妮娓道来的长者之言，更富于感染力，更能启发、教育和鼓舞下一代。如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彭端淑的“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左宗棠的“志患不立，尤患不坚”等，都是家书中的教育名言。这些名言，今天读来，仍使我们的心大为之震撼。
(选自《华人时刊》，2011年第十期，有删改)
下列关于“家训”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循着生命实体的第一生存需求追溯，会发现，这个崇尚“以食为天”的国度，华宗汉祖自懂得刀耕火种后，便改变了茹毛饮血的原始陋习，转而在火中取栗和汤中取食。由于火焰与热汤的高温不允许沿用伸手抓捏的习惯，于是便寻找手指的替代物——一支箭、一柄矛或一根树枝。显然，单支的筷子只具有扎和挑的功能，远不及两根手指拿捏之便捷。先民们质朴的头脑懂得，灵巧的手可借两根树枝而延伸，更何况先民们的狩猎和劳动已将手指锻炼得运用自如，将两根小树枝捏在手中，竭尽插扎穿挑夹、捞扒拌搅拉之能事，还可供递喂拨、煎卷烤，十八般食艺皆可得心应手。至此，可以推断，华汉先民的第一种创造发明得以诞生。
之所以称之为发明创造，是由于筷子完全符合当今发明创造的定律——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而且还具有取之不竭的原材料。因此，又可以进而断言，祖先在发明创造了弓箭、长矛和某些农具外，最初的第一件民间日用品发明非筷子莫属。随着筷子的普及和大量使用，制作筷子的材料渐次演变，由树枝而木条、竹条、骨条和牙条，其形制和长度也逐渐形成定规。其长度缘于原始部落围着食器聚餐的习俗，其时，筷子必须具有一定的长度方能夹取食物。而这长度又必得便捷于手腕在食器与嘴之间作半径活动，手臂的运动半径亦受制于腕骨到肘骨这两个支点的牵制，于是小臂的长度大体成为了筷子的长度标准。筷子的诞生，不但确定了围食的习俗，而且依据筷子加手臂的长度作为半径，确定了用以聚餐的方桌与圆桌的直径与宽度，确定了餐桌周边长度与食客人数的惯例。最终还使得筷子成为原始尺寸的长度单位，一市尺约等于小臂加拳头的长度，最初的筷子也大体如此。只是由于木竹筷子容易弯曲，加上民居与食器的发展，使人们逐渐从野外移至室内，食桌、食器、筷子渐渐短小精致。至于筷子的形制取上方下圆，大概同先民崇尚“天地方圆”说相关。
有趣的是，氏族部落之间的许多理念和原始等级，也由筷子反映出来，依牙、骨、竹、木的品质与制作难度，按筷子长短、粗细、优劣与刻意制作的不同纹饰，显示了执筷人的等级尊卑与长幼身份。为了适应传统礼仪的各种需求，筷子又演化为礼品、供品、祭品。当祭祀神灵供三牲五谷时，人们把筷子插入供品。为了确定祭拜的时辰，有人点燃竖着的木竹筷子以作计时之用。继而又发现某种木料所制筷子点燃后会发出香味，或形成幽幽冥冥的火光，更增添了祭典的神秘感。故而有了最初的焚香与火烛，直到后人懂得在筷子上粘裹香料和石蜡，才有了蜡烛与燃香，但其载体还是根筷子。
正是非同小可的一双筷子，强化了手指延伸与拿捏夹取的概念，派生出火钳剪刀等物器。又由筷子纵横交叉的排列法，由小及大由短及长，使得洞穴鸟巢中生息的祖先颖悟了柱梁檩栏和樊篱牢笼的构成与功能，鲁班的祖师便用筷子演示了中国古代第一具建筑模型。至于垒屋造房，无论哥特式还是罗马式无非是石头的堆砌，确乎少了这份筷子的灵性和韵味。直至经历了几千年文明发展历程的欧美宾朋，但凡要享用中国烹调之妙，无一不从筷子学起。由此而联想到同步进化的西方民族，同样凭着一双手，拿捏的却是刀叉，不同的取食进餐法则绵延成不同样式的文化与理念。而与看上去“动刀动枪”式的西方餐具相比，成双成对的筷子又多了一份“和为贵”的意蕴。
下面关于筷子诞生原因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闲话信仰
某留美人士在接受提问“美国人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中国人？”时答道：“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
早就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薄弱环节是宗教资源的稀缺。这话大体不错。因为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从源头上就和宗教情怀各执一端。长期以来，儒家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又和封建王朝专制制度互为依托，形成一个“超稳定结构”，这自然就没有给任何宗教留下适宜发展的空间和条件。
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不假，但不信教并不等于什么也不信，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关于道德信仰方面的分量并不低于任何一种高级宗教。
中国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信仰，其所经历的艰苦思想过程，使它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居于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比如，“孝”和“以孝治天下”观念的提出，就反映出在信仰问题上的煞费苦心和独一无二。先儒们早就发现，人的精神层面的进步必然植根于对动物本能的抵制、疏离和克服。在这个过程中，“孝”正是最中心的环节。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人类没有“孝道”这一说，相反历史上许多游牧种群都有歧视老人的风俗。时至今日，西方发达世界的伦理秩序中，下一代也仍然排在上一代之前。这种对下一代的关爱，是和动物的本能完全一致的，只有“孝”却是反其道而行——它是一种和动物本能逆向的理念。能够在这点上取得突破，推而及之，其他道德信仰的贯彻就变得切实可行了，这就叫做“百善孝为先”。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确实是很高明的政治哲学。
上面是对传统文化中道德信仰方面的正面评估，是一种积极的说法。而要做到客观公允，它消极的另一面也不能回避。由于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缺失了“彼岸情结”的支撑，道德信仰的状况常常受时代环境的左右，在一个反常的、险恶的社会条件下，又较容易受到蛊惑，因而其坚定性确实赶不上各种高级宗教。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令人厌恶的现象，小者拐骗偷摸；大者杀人食肉。而在权力场中，谄媚逢迎，虐杀无辜；或者是崇洋媚外，唯利是图，内涵虽然不同，嘴脸一样丑恶。而且，从表面看来，其来源和过程毫不相干甚至互相对立的东西，能够按照当权者的意志一夜之间便蔚为风气。这在宗教传统很深的国家是很难看到的。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班牙和巴尔干地区发生过猛烈的碰撞，反反复复的改宗斗争是一个相当漫长而惨烈的过程，时至今日，巴尔干人民还在饱尝这一惨剧留下的苦果。相对他们而言，中国人倒该算是有福的了，在这里所谓“坏事变好事”的逻辑得到了证明。不是吗？如果我们也十分执著于某种信仰，那中国和世界今天会是何等模样。
说到这里，再回到开篇的问题，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中国人？那位留美学者的答案“没有信仰”云云，便很值得怀疑。
下列关于“信仰”的说法，符合作者观点的一项是(　　)

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依据原文的信息，不列分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不可复制的魏晋风度
张宏杰
魏晋士人纵性任情，饮酒啸歌，其风度一直被后人追慕——除却清谈一面。孙登布衣蔬食，绝人间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阮籍“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
许多士人的纵情越礼达到怪诞骇俗的程度。历史上最有名的片段是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铁锹)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阮修则“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饮”。阮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醉便眠其妇侧”。“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这些都令后世读者心向往之而行不敢至。
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出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他们中的很多人视仕途为污秽之地，在权力面前表现出的傲慢令人吃惊：为拒做官，嵇康忍痛与山涛绝交；为拒权贵，阮籍曾一醉六十余日。《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还是频招，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传统中国社会以功名利禄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魏晋时代坍塌了。
从这些言说、举动和故事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傲视天地和独立不羁。如果说士族社会中的汉朝和唐朝更像贵族时代的西周，整饬有序，礼乐辉煌，文化雍容大度，那么魏晋就像贵族时代的春秋战国，是一个个性和才情能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极富创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春秋战国时代高度相似。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
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园林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正如柳诒微所说：“魏晋以降，易君如举棋，帝国朝代之号如传舍然。……当时士大夫以地方绅士，操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仰亦所以抵抗君权也。”因此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以至于出现“王与马，共天下”^注的谚语。
在这种情况下，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许多旧门士人凭借门第资本，不再对权力俯首帖耳：“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世族们)犹昂然以门第自负。”一些门第高贵的士人，甚至对门第不如他久远的皇帝抱一种隐隐的睥睨之态。面对政治权威，他们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许多人甚至不屑于为皇帝服务。
注：“王与马，共天下”是说东晋时期琅邪王氏家族与当时皇室力量势均力效，甚至还有过之。
(选自2013年2月下《杂文月刊》，有删改)
下列说法中，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判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就是一种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广泛表现在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之中，鲜明地反映出我国民间广大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的民俗文化之一。因此，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自己当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从艺术的角度看，民间剪纸艺术是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它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出来，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集体表象的一种文化模式。民间剪纸的作者们在创造时，从来没有任何政治功利，但有生活方面的功利意识潜入在其中。他们在创造时，往往让人(包括创造者自己)从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情趣。这是由于它们适合于人的审美经验的审美心理而形成的美感。所以，自中国民间产生剪纸以来，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一种象征性装饰物，尽管历代在造型样式和利用形式上不断发生更新和变化，可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造型思维方式和特定的深层寓意内涵，却一直不变地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民间剪纸是一种大众艺术。
从客观上说，中国民间剪纸是一种物承文化现象。它不仅有它的造型形式的传承，而且还有着它自身深层独有的特定内涵。从中国民间剪纸的纹饰寓意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反映出来的中国民间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传承，以及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它是我们探寻本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活证。例如“蛙”这一形象在民间剪纸中屡见不鲜，民间常将它视为一种威力的象征，看作是生活中最可靠的保护神，并将“蛙”这一自然中丑陋的动物形态，运用民间美术中的互渗造型手法，将其变为神圣、稚拙、亲切、动人、给人美感的剪纸花样，缝绣在孩童的枕头、围涎、肚兜、香包等衣物上，以希望孩子在“蛙”的保护下，茁壮成长，美满幸福。需要指出的是，“蛙”这一图腾物产生以来，因为囿于民间文化而没有上升到中国的上层文化之中，所以也就得不到龙凤那样由皇权所推崇的中华文化象征的地位。但是，作为一种原始图腾物，“蛙”这一形象虽然在中国上层文化中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却在民俗文化中得以流传，并保持了它的原始崇拜敬仰之地位。就这一文化现象看，开展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和世界各地的许多民间艺术一样，都是原始文化的嫡传物。它作为民俗文化中的元素，紧紧地依附于当地的民俗活动之中。在它的意象符号中，不仅赋予了原始艺术符号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追求美的质朴情感，而且有着强烈的“生命繁荣旺盛”的审美理想。这个审美理想来自民族、人类群体的基本追求，人们歌颂生命，赞美生的欢乐，追求着人生的幸福圆满、健康长寿，祈求家庭和睦多子、丰收安乐。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中国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意象符号，如“凤穿牡丹”“莲花多子”“鸳鸯戏荷”“福寿双全”“瓜瓞绵绵”“如意似锦”“葫芦五毒”等等花色纹样的剪纸，并将这些民间剪纸融入到各种民俗事象活动中，来满足广大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要，以扶持人类的生存，充实人类的生活。
下列关于“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 “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 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
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下列关于凤的形象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关于围棋的起源和发展，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对围棋价值和地位的认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