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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真诚　　　　　　　王  正
创作应当首先听命于谁？是应首先听命于领导，还是听命于读者和自己的心灵？
原中国文联主席曹禺先生曾有过深深的失落。他在后半生本应写出超越原有水平的作品，登上新的高峰，然而竟没有。平心而论，当时领导曹禺先生的领导，是真诚地叫他写好的。比如写《王昭君》，领导确是叫他写好这位民族团结的伟大女性的。这个要求一点不错。曹禺先生也真诚地接受并玩命地付诸实践。但这两种真诚结的果子却有些苦涩：在《王昭君》民族团结的伟大形象中，少了点具体的人生悲剧，一般扭曲了个别，就很难像《雷雨》《日出》那样让人们感动。作为领导，不论他懂不懂创作规律，大概都会这样要求的，这其实是社会层面的现实意识。而如何去创作，就是作家自己的事了。
对作家来说，有两条道：一条是真诚地把领导的要求往形象上贴，往形象里塞，下劲地充当工具；一条是只管真实地表达个别形象，只去追求审美的自由。前者冷落了审美，越真诚越糟糕；后者是在审美中张扬，越真诚越出色。到头来，领导那个意图却会从审美形象中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审美规律有这个能耐。白了说，叫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文了说，叫不用之用。有一些作家坏就坏在太听话了，或者叫不会用作家听话的法子，心甘情愿去委屈创作的审美规律。
我以为，领导要大度一点，我领导我该领导的，你尽管写你的；作家也明智一点，你尽管领导你的，我写我该写的。两者在这样的层面上契合，审美规律就能给领导和作家在作品客观的社会性上找到一个结合点。在规律面前，创作其实是作家们自己的事。楚顷襄王没领导屈原怎样写，《离骚》不是写出来了吗？曹雪芹的《红楼梦》也不是乾隆领导出来的。如果沙皇把托尔斯泰领导一下，硬要他去谴责“不道德”的安娜·卡列尼娜……那世界文学史上该少了多少光彩？古今中外，其实没有任何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单单是“领导”出来的，是太听话听出来的。
就作家角度言，要改掉太听话的毛病，不是说说就能奏效的。这只能随着物质、精神、利益的羁绊一天天松脱才能慢慢有起色。领导身上的某些体制特色的消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谁也性急不得。有了这点悟性，违心的惧怕和幼稚的真诚就会少一点，对审美的干扰就会少一点，作家们也不至于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
（选自《读书》1995年第3期，有改动）
请简要概述本文的论述思路。
                                                     　　　　　　　　　　　　　　　　　　　　　　　　　　　　　　　　　　 
指出文章第二段运用了哪些论证方法，并简析其作用。
                                                      　　　　　　　　　　　　　　　　　　　　　　　　　　　　 
细读全文，说说“在规律面前，创作其实是作家们自己的事”中的“事”包含哪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