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12分)
“中体西用”思想，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那是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的两句话：“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话说于鸦片战争期间萌发的“师夷之长技”二十年之后。随之，一些留心时务与洋人打交道的官员对此大都有所探讨。李鸿章在派学生出洋的“应办事宜”中说：“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宣讲圣谕广州，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郭嵩焘说：“西洋之入中国，成为中国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甲午战争的惨败，洋务运动的破产，是对“中体西用”宗旨最残酷的批评。经此剧变，没有被硝烟和波涛吞没的官佐长了一智；许多钻研经籍、流连诗文的知识分子，也在救亡图存的呼唤下前进了。如谭嗣同，他痛切地审察政治得失，沉思事变的由来，为了回答“洋务之术尚未精，必变法以图存”的问题，就“道器”、“体用”的关系，他在1895年七八月的《报贝元征书》中发表了深刻的意见，一面从理论上批判了“中体西用”的不当，一面也是从“中体西用”的时效中对如何接受西学，接受什么样的西学进行了检查和发展。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评析。
（要求：围绕材料中观点展开评论，观点鲜明，史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