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传教士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面临如何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本土信仰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英国传教士杨格非驴非1877年说：“我们来华不是为了开发资源，不是为了促进商业，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文明的发展，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摆脱罪恶，为基督征服中国。”事实上，传教士的确把传教事业视为“文明”对“野蛮”、“福音”对“异教”的征战
令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式微并没有带来基督教在中国的胜利。由于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在20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工业化浪潮的推进，越来越深入人心。理性主义倡导以理性的态度和怀疑的精神对待一切，反对迷信和盲从，对宗教构成巨大挑战。特别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展现了理性的巨大力量，动摇了基督教神学的根基。
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也把理性主义的成果——科学——视为拯救中国的良方，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都以科学为武器批判宗教蒙昧，坚信基督教代表落后和保守的力量。理性主义的胜利还带来世俗主义思想的盛行。世俗主义的盛行使人们失去对彼岸世界的兴趣，只关心现实的生活，削弱了宗教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则冲击着传教运动所预设的东西方不平等的关系，引发了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主权运动。一些传教团体日益感受到东方民族主义兴起的冲击，认识到“任何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可能继续奉行自己在种族上比其宣教对象优越的立场”。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击了西方人，包括教会人士，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信心。正如威廉·里尔牧师1919年指出的，“如果基督教国家不能像基督徒绅士那样和平共处，我们就不要谈论什么基督教文明”。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东方，西方优越和福音正义的观念，都因一战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
1919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葛德基在《亚洲》杂志上撰文指出，一个回美国度假的传教士在远东居住一段时间后，他却开始向美国人介绍远东的文化遗产，并在远东文化的影响下修正自己的建议。1925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华盛顿会议上，与会5000名代表表达了融合所有文明中优秀成分来建立基督秩序的愿望：所有这些现象被称为“改宗”。“改宗”不是指传教士改变宗教信仰，而是指传教思想，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文化征服者变成了文化合作者；从一个敌视儒家传统，企图把基督教强加给中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变成了欣赏中国文化的伟大和优秀，并积极倡导宗教合作和文化交流的人。
——摘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
结合上述材料，论证“传教士在中国的失败”这一结论。（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准确，多层次、多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