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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内外“共生”的典范
明　浩
汉族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单个民族，常常被人们视为民族同化的典范。根据一般流行的说法，汉族人口之所以这么多，主要是靠同化了很多别的民族实现的。有人将这一过程比喻为“滚雪球”。然而在今天，如果从“内共生”的视角进行观察，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将汉族看作是“内共生”的产物。应该说，这更有助于了解汉族之大的真谛所在，而且从中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未来活力之源泉。
在语言文字上，尽管从秦始皇开始就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度同衡，钱同币”，然而却始终未能实现“语同音”。不仅如此，由于与各地原有语言的越来越多的“共生”，汉语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多样化的语言。源自中原的古汉语每到一个新的环境，并不是简单地吃掉即同化当地语言，而是与当地语言“共生”在一起。作为现代普通话主体的北方方言，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互动中，其因“共生”而发生的变化甚至比南方还更大，以致在语音上有些甚至面目全非。　　        
“共生”也使汉族的区域文化经历了各具特色的演化过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谱写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此消彼长、共同繁荣的历史画卷。总体而言，各民族各自以自己的身份和能力占有属于自己的特定位置，并在其中参与和发挥其独有的功能。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汉族文化以黄河流域为主，自此到隋唐以前，大体上是共同性渐增与差异性渐减；隋唐以后，随着一些新的区域文化的加入，并在这些文化与汉文化频繁发生摩擦和冲突后，使得汉文化圈逐渐扩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齐鲁文化一直具有文化的和政治的象征意义，被赋予华夏文化传统的正宗地位，且不乏粗犷古朴、豪爽热烈的特点；以四川为中心的巴蜀文化兼具以热烈、诙谐、高亢为特征的地域文化传统……
汉民族文化不仅在内部实现了各个要素之间的共生共荣的“内共生”，也很好地实现了与其他民族的“外共生”，由此形成了以汉字为媒介的“外共生”圈，其中就包括大量使用汉字的日本文化。至于与国内55个少数民族的关系，更属于这种“外共生”的范畴。
“共生”与“同化”之间，在理念上毕竟有着本质区别：同化意味着否定原有要素的主体性；而“共生” 以“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方式，形成以前各个要素水平的整体机制，就意味着原来要素的持续存在。从各地方言和文化习俗中可以看到，来自中原的“先进”语言和文化并没有简单吃掉当地原有的“落后”方言和文化，而是与之长期共生，并形成了新的方言和文化系统。
汉族的“内共生”并不是全球个案。纵观当今世界那些人口比较多、且富有活力的民族，在其民族属性和特点上几乎都充满着“内共生”的诸多特点。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内共生”与“外共生”的并行不悖，即对内承认、尊重和发挥自身内部的多样性及其潜力，对外与其他各个民族和谐相处，实现共存共荣，才为多民族国家实现可持续繁荣昌盛提供了重要保证。
(《中国民族报》，2012年05月06日，有删减)
下列对有关汉族内外“共生”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内共生”是汉族如此之大的真谛所在，也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未来活力的源泉。

B．源自中原的古汉语每到一个新环境，就与当地的语言“共生”在一起，不存在“同化”现象，使得汉语成为现在世界上最多样化的语言。

C．齐鲁文化和巴蜀文化各具特色，这是汉族区域文化“内共生”和演化的结果。

D．汉民族实现与其他民族的“外共生”，是以汉字为媒介。

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汉族人口众多，主要是通过汉族同化了很多别的民族来实现的。

B．汉语始终未能实现“语同音”，原因与从秦始皇开始，就没有推行过“语同音”的政策有关。

C．隋唐以前，汉族文化以黄河流域为主，隋唐以后汉文化以齐鲁文化为正宗，汉文化的主要特点是“粗犷古朴，好爽热烈”。

D．来自中原的“先进”语言和文化与当地“落后”方言和文化长期共存或发生摩擦和冲突后，形成了新的方言和文化系统。

下列各项中，对汉族能成为内外“共生”的典范的原因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汉民族与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存共荣，并成为人口最多的民族。

B．汉民族语言和文化能很好地与各区域、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求同存异、共生共荣。

C．不管是“外共生”还是“内共生”，汉语言和文化总是充满包容性，从来不否定别的区域和民族原有要素的主体性。

D．内外“共生”并行不悖，对内承认、尊重，对外和谐相处，是实现多民族国家可持续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