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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读书——仕进而成为官僚士大夫，这是自汉代以来形成的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汉代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了是整个社会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要求外，与汉代儒生的自我改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客观上讲，由于先秦的儒生以学习六经、传授知识为主，在秦汉官僚政治社会里是缺少从政的技能与本领的．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走向仕途，他们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改造过程，实际上从汉初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几位著名儒生，如陆贾、叔孙通、贾谊、晁错、公孙弘，其思想和政治主张，已超出儒家学派的界域．汉武帝为儒生们开启了一条通向仕途之路，这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为儒生们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儒生们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其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而统治者则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因此，一个儒生如何才能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是对他们的一个严峻考验．汉武帝在当时虽号称重儒，所重视的也不是那些腐儒，而是像董仲舒、公孙弘、兄宽那样“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家．
儒生和文吏在汉初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儒生有时侯可以称之为“文学”，而文吏之俗称则为“刀笔吏”．由王充在《论衡．程材》可知，即便是在东汉，世俗仍有轻儒生而高文吏的习气．王充为此而为儒生抱不平，但在客观上也说明，儒生在事功方面确有不如文吏之处，他们在走入仕途时必须要改造自己，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同时，一定要具有优秀的管理能力。真正由读书出身而在政治上又居高位的优秀官僚，必须是二者的结合．据《宋书·百官下》：“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这四科当中，前两项是对文化修养与道德操守的要求，后两项是对管理才能的考量。事实也是如此，自汉以后的儒生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之所以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这样的改造，符合以上四科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过程也是与文吏融合的过程。
在汉代政治舞台的较量中，经过自我改造的儒生最终打败了文吏．之所以如此，除了汉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之外，文吏们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致命的缺陷。文吏们以商鞅、韩非的法家理论治国，排斥礼义、仁爱、孝悌等人文道德关怀，严刑峻法，刻薄少恩。由此而反观儒生之从政，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经过自我改造后也具备了吏治之才干，而在于他们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一个真正优秀的儒家出身的官吏，不仅要使其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且还能够做到“移风易俗”，其代表人物就是蜀守文翁。文翁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蜀地人民安居乐业、移风易俗，为汉代树立了一个儒生出身的官吏的正面形象，而且还在于他的事迹从深层次上说明了儒家士大夫政治所以优于法家文吏政治之处。它使得这个社会的官僚体系不是仅仅停留在事功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地融注其中，使这个士大夫官僚体系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器相通的政治文化模式。   
(选自《新华文摘》2013年19期，有删改)
对汉代“儒生打败文吏”的原因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吏们虽在事功方面比儒生强，但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

B．朝廷令郡国限四科举孝廉，引导了儒生自我改造的方向。

C．统治者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文吏未通过严峻考验。

D．儒生们能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

下列关于汉初儒生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儒生在有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操守的同时，还要具备优秀的管理能力。

B．儒生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

C．儒生属于与文吏有着严格区别的社会群体，世俗有轻儒生高文吏的习气。

D．很多儒生缺少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的能力。

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社会原因外，儒生自我改造是根本原因。

B．称儒生为“文学”，称文吏为“刀笔吏”，表明了儒生地位高于文吏。

C．到汉代，儒家士大夫政治终于取代法家文吏政治，形成官僚士大夫体系。

D．蜀守文翁，做到了“安居乐业”“移风易俗”，是儒家士大夫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