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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大致可分为以礼为基础的伦理规范和以仁为基础的德性原则这两个层面。在孔子仁体礼用的儒学体系中，“仁”为人格完成的德性理想，“礼”则为涵养德性的伦理秩序，二者构成了一个君子型的伦理道德体系。儒学这一寓仁于礼的伦理体系，自始即难免其人文性和宗法性的内在紧张，它表现为仁学之人道原则与礼律之尊卑秩序的冲突。先秦儒学之人道与反人道的张力，贯穿于其后两千年儒学发展史中。随着汉后儒学的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儒家礼教的宗法封建性伦理得以强化，逐渐演变为以三纲五伦为主轴的威权主义的封建伦理，儒家仁学之人文性的君子理想和礼教之封建性的臣民伦理的紧张亦更趋深化。宋明理学进而将礼教的尊卑等级秩序神圣化，其“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原则，集中彰显了理学之反人道的本质。至此，孔子“仁者爱人”的人道原则遂为反人道的“吃人的礼教”所扼杀。
晚清以来，以儒学为典范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深陷危机。儒学文化所依附的农业经济、家族社会和专制政体，在西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文化的侵蚀下渐次解体，儒教亦随之陷入失堕的困境。儒教的危机，首先是其宗法封建性礼教伦理的危机。现代化是一个由人格依附的臣民社会向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转型的过程。儒家礼教之义务本位、人格附从、等级尊卑的宗法封建伦理，与现代性公民伦理具有根本性的价值紧张。戊戌以后，随着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核心的侵蚀，儒教的危机日渐凸显，中国进入思想文化转型的时代。
如前所述，支撑古典中国意义世界的儒家文化，其仁礼合一的价值结构内蕴着人文性和宗法性的深刻紧张。因而，如何对待儒家传统的宗法伦理和普泛德性，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基本难题。戊戌以来，儒家伦理规范受到维新思潮的正面挑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对礼教核心的三纲之说进行批判。然而维新派的传统批判大致保持在儒学改革的范式之内，其对儒教基本上持弃礼存仁的文化改良主义方针。康有为对儒家“仁”的精神超越性伦理与“礼”的社会约束性伦理臧否有别。在其儒学宗教化计划中，康氏主张立孔教为国教，并改革其礼律中不契于公民社会的宗族伦理。而在其大同乌托邦中，“大同”则被归为人类社会超越据乱世①“礼”之等级秩序的“仁”的最终实现。谭嗣同在其《仁学》中，则以“平等”、“大同”释仁，而以礼教三纲五伦为过时的据乱世的礼法，并倡言“冲决伦常之网罗”。梁启超则从伦理学层面响应了儒学变革与接续的问题。他认为，道德与伦理异，道德可以包伦理，伦理不可以尽道德。伦理因时势而变迁，道德则具有普泛和永恒的价值。综而言之，维新时代思想家虽已向礼教纲伦提出正面挑战，但其仍维护孔子的精神权威和儒家仁学的德性价值。他们虽然观点各有特点，其要旨皆在于改革制度化儒学之“礼”，从中剥离并开发德性儒学之“仁”的有生命力的人文价值资源。
（节选自高力克《五四伦理革命与儒家德性传统》，有删节）
[注]①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历史演变阶段有三：据乱世，升太平，太平世。大同之始基为据乱世，大同渐行为升太平，大同成就为太平世。
下列对第①段画线句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在儒学的两个层面中，“仁”这一德性理想和“礼”这一伦理秩序的配合，构成了伦理道德体系。

B．在儒学的两个层面中，对“礼”的强化直接导致富有人文性的君子理想屈从于封建性的臣民伦理。

C．在儒学的两个层面中，体现德性原则的人道精神被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扼杀。

D．在儒学的两个层面中，“仁”与“礼”所具有的内在紧张与冲突因宗法封建伦理的强化更趋深化。

下列对原文思路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

A．第一段首先指出儒学内在的两个层面，并对这两个层面的具体内容进行了阐释，进而简单地论述了“仁”与“礼”冲突的原因与发展。

B．第二段紧承第一段，由内而外着重论述了自晚清以来儒学作为典范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现代公民伦理价值相互冲突的原因及表现。

C．第三段先指出儒学文化仁礼合一的价值结构自身的缺陷，继而侧重阐释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代表人物的儒学改革主张的不同点。

D．文章紧扣儒学体系中的“仁”与“礼”的特点及其内在的冲突，按时代进程，分别介绍儒学具有的这种内在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

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儒家礼教的封建宗法伦理在儒学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一种反人道的倾向，“三纲五伦”这一封建伦理的出现则体现了这一倾向的强化。

B．晚清以来，儒学的危机主要体现在所依附的农业经济、家族社会和专制政体的解体以及宗法封建礼教伦理与现代公民伦理不可避免的冲突等方面。

C．维新派的传统批判基本上没有抛弃儒学中的德性原则，而将批判的重点都放在了以礼教为核心的三纲之说，并各自提出了富有个性的理论。

D．康、梁、谭三位对儒学的改良主义方针都注重保护并开发传统儒学中富有生命力的人文价值资源，如孔子的精神权威以及仁学的德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