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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时代的儒墨之争，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仁爱”与“兼爱”是儒墨之争的核心问题。墨子认为，儒家的礼乐文化会成为贵族的帮凶，无益于百姓民生。儒学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众，根源在于“仁”说。“仁”首先是血缘之爱，以“孝”为中心，然后在宗族乡党朋友君臣中次第展开，而战争爆发的根源正在于人们各私其亲，不能以待亲的方式对待他人。鉴于此，墨子提出“兼爱”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天下就会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与“仁”相比，“义”是针对非血缘宗族之人的关爱。墨家推行“兼爱”，以利天下百姓践行天下大义。而孟子要反击墨家的“非儒”，必须揭露“兼爱”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举动暴露了墨家的理论缺陷。墨家赞同薄葬，批评儒家的厚葬主张，而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做法正违反了自家学说。当孟子痛斥夷之时，夷之却以儒家主张的“若保赤子”为借口，辩解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孟子对夷之的论调予以坚决的驳斥，他指出，丧礼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发自内心对父母的真爱情感。这种特定的情感体验由血缘关系决定，而绝不可能来自外部，也不可能依靠推论方式获得。孟子尖锐指出，墨家把他人之父视为己父，消弭了父亲的特定内涵；其“兼爱”学说会使人成为无异于“禽兽”的“无父”之人。
传统研究认为，孟子辱骂墨子为“禽兽”，可见孟子与墨子的学说是对立的，其实并非如此。性善论与仁政学说是孟子对儒学的新贡献，但如果我们只注重孟子对儒学的传承，就很容易忽略孟子对墨学的吸收与融合。我们可从孟子的祖师子思的五行说中发现性善论的直接来源，但子思与孟子对“仁、义、礼、智”的论述尚有距离。子思是既重外在之行，又重内心之德，德行并重，而孟子已把仁、义、礼、智完全转化为内心之德、人性之善。子思并没有把人性与善画等号，而孟子直接说人无仁义礼智则“非人”。由此，善性已经成为做人的必然条件。那么，这个至善之源出之何处？墨子把至善之天与民连接起来即为“天民”，为人性找到了至善之源。“爱人利人以得福”，扶危救困、爱人利人之人，获得天佑而得福。墨子虽未明言人性善，但推行兼爱之人必定以人之善性为前提。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唤醒了民众积极争取自身利益的意识，其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墨子“非乐”，孟子则劝导统治者“与民同乐”，把墨子认为贵族专享的乐舞文化转化为君民共享的社会财富。凡此种种，儒学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贵族式的内圣修身之学，而是发展成为兼济平民的外王之学。
（选自2012年3月2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下列对“其实并非如此”理由的说明，完全恰当的一项是（  ）

A．孟子的对儒学新贡献的性善论，直接的来源实际上是墨子的“天民”至善观。

B．孟子“仁义礼智”的观点并不等同于子思“既重外、又重内，德行并重”的思想。

C．子思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人性善，但却认为有兼爱的善性之人必定会得到天的佑福。

D．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植根于墨子唤醒的民众积极争取自身利益的意识上。

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墨两家在“仁爱”与“兼爱”问题上的分歧是难以弥合的。

B．墨子认为儒家的“仁爱”学说之所以强调血缘宗亲之爱，根源就在于人们各私其亲，不能以待亲的方式对待他人。

C．孟子认为厚葬其亲是源于子女对父母的真爱情感，而非墨者夷之“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狡辩之说。

D．主张“兼爱”、把他人之父视为己父的墨家，被孟子毫不留情地辱骂为无父之“禽兽”。

结合文本，概括作者认为“儒墨之争，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