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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准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段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簪献曲"或者"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段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和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晨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歌，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晨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

《诗经》中的作品原来是普通的诗歌，并没有深刻的含意，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却把它尊为经典，用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在春秋中叶以前，诗三百篇曾经作为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成为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的一部分仪式或娱乐宾主的节目。 所谓"献诗陈志"，一种情况是指卿士通过贡献诗歌，向国君或同僚陈述自己的心意，以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 在古籍记载中，卿士"献诗"经常和"瞽献曲"、"矇诵"等一起出现，是因为卿士做诗以后，总是通过乐工的演唱来呈献。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宋国人民讥笑败军之将华元的诗歌，也是用来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所以从性质上说，跟卿士的"献诗陈志"没有什么不同。 古人在"赋诗言志"时所言的志，往往不为原诗所具有，而是赋诗者采用断章取义的办法，寄托在诗中某些句子之上的。 子展借用《诗经·郑风·将仲子》"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一句话，他的意思是叛臣的一面之词令人担心，请晋侯不要听信。 到孔子时代，新音乐逐渐兴起，古乐逐渐失传，由此造成诗与乐分家，《诗经》也就变成纯粹的语言文学作品，而与音乐无关了。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在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的政治、外交和其他社会生活中，《诗经》被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往往能收到平常语言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上古时候，人民群众的作品如果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就可能进入诗三百篇中，不然则仍然是没有曲调的"徒歌"。 古人在"赋诗言志"时采用的都是现成的诗篇，其含意大家都清楚，所以能够通过诗歌的来回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 孟子解释《伐檀》说，君子使国君得到安富尊荣，使子弟学会孝悌忠信，所以君子可以不劳而食。这就曲解了《诗经》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