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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城市不具备自立的经济，而与乡村 间在经济上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的基础是，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的同时，经济上依赖乡村，没有发展成独立于乡村之外的经济中心。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城市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作为帝王—官僚的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基本属性，无论是天子驻跸的都城，还是地方大吏主持的郡邑、州治、县城，都是按照国家政权的政治—军事需要修筑起来的，城市的结构模式，也是严格遵循礼制，如国都一律“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宫殿置于全城中轴线上，市场受官府控制，置于宫殿宗庙背后。各地方性城市的格局也仿效都城。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是国家政权(中央一级或地方各级)所在地，其主要职能是实施对全国或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至于工商业，在宋以前的城市生活中不过是政治的附庸而已。
古代中国城市，无论是都城还是州县所在地，与乡村的经济联系，主要是单向性的，即城市从乡村征收贡赋、调集劳役，一般却较少向乡村提供产品，广大乡村则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轨范内生存。国与野、都与鄙、城与乡之间，政治上是前者对后者的压迫与控制，经济上则是后者对前者财富和劳力的供应。这使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政治性的，而且是消费性的，城市手工业基本是为官府服务的官手工业。宋以前，中国城市普遍实行市坊一厢坊制，规定各种作坊、商店必须开设在市区某一街区，交易聚散有时间规定。自宋代开始，城市的经济功能加强，民间活力日增，限制民间商业发展的厢坊制度被突破，代之以市、集镇、瓦子等商业贸易场所，出现《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那种繁盛的市井社会，城乡间的双向物质交换有所发展，有人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中国的“都市革命”。然而，直至明清，中国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包括宋以后的整个古代中国城市，未能摆脱帝王—官僚的直接控制，没有成为自然经济结构的离心力量，并始终是其核心部位和统治中心，城市也就不可能提供瓦解自然经济的强大动力，而只是无止境地从乡村掠取产品和劳役。这种单向性的物资流动，只能加剧农村贫困化，使中国广大乡间封闭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小天地之内。而城市自身，一方面是贵族、官僚依凭盘剥农村而过着膏梁锦绣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是城市工商业受到种种限制，难以获得健康发展，无以形成欧洲中世纪城镇那样强有力的行会制度。
古代中国的城乡关系，从国家机制看，城市高高凌驾于乡村之上；但从经济看，城市并未能获得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不过是农业经济的附属物，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成为乡村和城市共同赖以存身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传统的中华文化的主体称作“农业文明”。中国自然经济难以解体，社会一再往复交替出现“恢复—高涨—危机”三阶段周期循环而迟迟未迈入新的运行轨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发展迂缓，市民阶层晚成，市民文化单弱等等现象，均与城乡经济的同一性，城市迟迟未能形成独立的、与农村相抗衡的经济中心，有着不能解脱的内在联系。
(节选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下列关于古代“中国城市”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中国城市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作为帝王—官僚的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基本属性。

B．中国城市无论都城、郡邑，还是州治、县城，都是为满足国家政权的政治—军事需要修筑起来的。

C．中国城市均严格遵循礼制安排结构模式，一律都是采用“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形式。

D．中国城市在宋以前对工商业均采取限制措施，其主要职能是实施对全国或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

中国古代城乡经济具有“同一性”，下列表述不属于此内容的一项是

A．自宋代开始，城市的经济功能加强，民间活力日增，出现了新的商业贸易场所及繁盛的市井社会，城乡间双向物质交换有所发展。

B．古代中国城市没有成为自然经济结构的离心力量，不能提供瓦解自然经济的强大动力，而只是无止境地从乡村掠取产品和劳役。

C．在经济上，古代中国城市没有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是农业经济的附属物，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成为城、乡共同赖以存身的基础。

D．古代中国城市政治上对乡村压迫与控制，但却未能形成独立的、与农村相抗衡的经济中心，经济上对乡村严重依赖。

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古代中国城市无论大小，与乡村的经济联系都是单向性的，即从乡村征收贡赋、调集劳役，一般不向乡村提供产品。

B．城乡间单向性的物资流动，使城市封闭在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小天地之内，工商业难以获得健康发展。

C．自宋代中国的“都市革命”发生后，城市经济活力得到释放，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D．古代中国城市对乡村经济的依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发展迂缓、市民阶层晚成等等现象的发生，均有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