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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过马路”无关素质
沈华清
最近，“中国式过马路”成为热议的话题，说的是中国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凑够一撮人就能走”。而在这个话题讨论中，“国人素质论”再次成为焦点。如今，一谈及城市的乱象，人们往往就把矛头或原因直接归咎于百姓的文明素养太低。大量的观察表明：中国城市文明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制度建设进程短、人性化设计意识弱、人口密度大等，从而造成所谓“素质论”迷局。
我们观察行人乱穿马路现象时不难发现：道路越宽，车速越快，则行人乱过马路现象就越少；道路越窄，车速越低，则行人的乱穿行为就越多。当汽车拥堵时，宽阔的马路也会有行人乱穿现象。这种乱穿行为的支撑是：行为博弈。这也很好解释了“凑够一堆人过马路”现象频发的原因。当一个人过马路时，往往心理上不占安全优势，而当一群人时，心理上就占了优势；司机在行人出现违规时，也会因应急反应而减慢速度，这个反应又进一步让其他行人领会从而加入违规行列，司机自然不得不踩刹车而让道行人。这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心理学现象。那么为何西方或香港等城市的交通密集区域，却较少出现这种现象呢？观察表明，交通设施的完善有助于缓解行人的焦虑情绪。
同济大学的研究表明，红绿灯规则涉及行人等待的忍耐度问题，中国行人等红灯能忍90秒，这个忍耐度是较大的，因为德国人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而国内有的红绿灯转换时长超过100秒，有的甚至达到145秒。过长的等待时间必然引起行人的不耐烦情绪。而且，研究者发现，“国内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上更加偏向机动车，这就会导致行人被动违规。”这也进一步说明，行人闯红灯不是百姓素质问题，而是设施与规则设计出了问题。
一条视线良好的宽阔马路限速50公里每小时是否合理？限速过低，自然产生大量的超速现象，这不是司机素质问题，而是交管部门缺乏专业的科学论证和测试，从而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明显降低了车辆的通过效率，并因快慢不一形成车流不畅；二是交警难以执法而造成“法不责众”的观感。所有的交通规则，应该是以利于大众常识判断的形式来制定的，这样才有利于疏导交通。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之快是世界各国少有的，正是这种快速变化的状况导致了管理设计水平和交通配置之间的不协调状况频频显现。道路拥堵了就建道路，而建设又使得道路更拥堵；汽车越多，事故越多，道路更堵；越堵，心情就堵，秩序就更糟，如此往复，恶性循环。
欧美国家早就认识到“扩充道路无法解决交通拥挤”的现实，道路的建设会增加拥堵的节点，而混沌效应（或称为蝴蝶效应）就会逐渐显现。显然，拥堵不可能绝迹，但是可以通过设计来减少频次和缩短拥堵时间。唯有政府提高设计意识，研究人的交通行为和心理，进行有节奏的文明引导设计，从而减少交通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博弈，使之转化为文明礼让的动力。
（选自《中外文摘》2013年第3期）
下列对“中国式过马路”形成原因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行人乱穿马路和“凑够一堆人过马路”现象，缘自交通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博弈。

B．交通设施的不完善而增加了行人的焦虑情绪是造成“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C．行人“闯红灯”并非都是主动的，有的是因为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上更加偏向机动车而导致行人被动违规。

D．现代制度建设进程短、人性化设计意识弱、人口密度大，造成“中国式过马路”现象频发。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车速高低、道路宽窄、行人数量都与“中国式过马路”发生的几率相关，这种现象可以从心理学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B．中国的红灯等待时间比外国的红灯等待时间都要长，过长的等待时间必然导致行人不耐烦。

C．由于交管部门在制定交通规则时缺乏专业的科学论证和测试，影响了车辆通过效率，也给交警执法带来困难。

D．欧美国家的治堵经验告诉我们，单靠扩充道路是无法解决交通拥挤问题的，尽管拥堵不可能绝迹，但可以通过设计来减少频次和缩短拥堵时间。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本文主要从交通行为和心理，交通设施和规则设计两个方面对“中国式过马路”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中国式过马路’无关素质”的结论。

B．文章指出，以有利于大众常识判断的形式来制订交通规则，才能有效地保证车辆通过效率，消除“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

C．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各国少有的，面对这种快速变化，管理设计水平和交通配置之间的不协调的状况应引起重视。

D．减少交通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博弈，使之转化为礼让文明的行为，需要政府在研究人的交通行为和心理的基础上，进行有节奏的文明引导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