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时代和社会的脊粱。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春秋末到战国时期，下层平民中大量受过教育的“士”或进入诸侯大夫的机构，或独立于社会，形成一个不拥有政治权力却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阶层，从孔子起到秦代干政的韩非、李斯是一类，自庄子起到秦末的鸡冠子（注：道家代表，终身不仕）又是一类，如果说春秋早期和中期，这批文化知识的拥有者大多还只能做卿大夫的家臣，像孔子的弟子，那么，战国时期则相当多的“士”就十分风光……常常可以与权力分庭抗礼，于“思想”便出现了独立的发展空间。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的“士”如何处理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关系。并说明当时“士”的“思想”出现“独立的发展空间”有何有利条件。
材料二   独立人格在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极为匮乏，相反地倒表现出另一种人格形象：依附人格。即在思想上依傍古人、拘泥经典，在政治上热衷仕途、委身皇权……在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儒家学说、科举制度和宗法纲常这三张大网将知识分子的身心紧紧笼罩起来，使之成为黏附于官僚政治的人格他工具。——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2）对比材料二与材料一，古代知识分子发生了什么变化？并指出出现这一变化的因素。
材料三   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他们必须既议政又参政。民初知识分子大体上认同于士这一社会角色，也力图继承士的社会责任；但他们相对要超然一些，多数是像胡适一样倾向于“讲学复议政”，即停止在议政阶段，作“社会的良。”，把直接参政置于第二位。更有人试图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干脆钻进象牙塔，像胡适所说的“回到故纸堆中去”，不问世事。（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3）对比材料三与材料二，概括民初知识分子对于承担社会责任在认识上的变化。结合20世纪初的相关史实，分析导致变化的主要原因。
（4）“知识分子应担负起时代的使命。”任举一历史人物，论证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