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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声真合静中听——怀念陈则光先生
陈平原
学界一般只知道陈则光先生是现代文学史家和鲁迅研究专家，可陈先生心目中的名山事业，却是其《中国近代文学史》。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觉，一方面是陈先生在前两个领域确有引人注目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是其《中国近代文学史》没能真正完成。“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悼念文章的套语，可用在陈先生身上却十分合适，尤其是指其没能完成思考、纠缠几十载的这一研究课题。
先生治学，一贯以“平实”取胜。从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可有理有据，立论大都站得住脚。已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颇能体现先生这一治学特点。“绪论”一章是根据50年代末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及其特征》一文改写的，还是强调社会——文化——文学三者的互动，但具体的论述更为详实可信。先生不以理论思辨见长，大的框架没有多少突破，具体的论述则新意迭现。对桐城派的中兴，以及对弹词在晚清文坛的意义，先生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尤其是关于19世纪下半叶小说的研究，更见先生的功力。大的研究思路仍是沿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用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和谴责小说来把握小说界革命前的中国文坛。可描述每一种小说类型的演讲时，先生都特别注意文学思潮与具体作品的历史联系。而突出西湖散人之《万花楼》开始体现“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合流的倾向”，或者将蒙族作家尹湛纳希的《一层楼》和满族作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作为近代少数民族作家“对《红楼梦》反响的两种趋向”，更是“道人所未道”。
先生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相当精细，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关注，对通俗文化有很高的热情，这些都是他们那一代文学史家的共同特性，只不过先生治学严谨认真，不时能突破原有理论框架的限制。先生学有根底，却并非一味守旧，颇能欣赏与之不同的学术思路。1990年8月，北京大学召开“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先生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既高度评价了我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又坚持他注重社会思潮和强调作家作品整体把握的一贯主张，对此书有所批评。
先生治学风格平实，除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外，更得益于其“分寸感”的把握。刚师从先生时，每次听完我的研究报告，先生总不忘叮嘱“论述时要注意分寸”。开始不免逞才使气，被敲打几次后也就老实多了，慢慢体会到治学中掌握“分寸感”的必要和艰难。我在中山大学师从吴宏聪、陈则光两位先生和在北京师从王瑶先生，除了具体知识外，最重要的收获莫过于对学问的敬畏之心以及对分寸感的掌握。只是直到今天，落笔为文，仍嫌火气太大锋芒太露，无法真正做到平正通达。
我刚上研究生那阵子，略有狂态。第一篇交上去的读书报告专论五四白话文运动，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报告发下来时把我吓了一跳，先生的批注密密麻麻，和我文章的字数不相上下，有商榷论点的，有校对史料的，也有改正标点符号和错别字的。且不说观点异同，单是这种治学态度就把我慑服了。
先生为人为学均极为认真，平时不苟言笑，学生们背后称他“陈老夫子”。每次上课，拿着厚厚一本讲稿，几乎照着念，很少有即兴发挥。同学们尽管钦佩他备课认真、治学严谨，可还是不大习惯这种沉闷的讲课方式。只是在若干年后，当初手舞足蹈因而大受欢迎的课程烟消云散，而先生认真扎实的讲授反而凸现，大家这才承认“照念讲稿”也是另具一格。
课堂上不苟言笑的先生，在家里却显得十分随和。接触多了，甚至发现表面迂执的先生，其实也不乏文人趣味。我北上念书后，先生曾录旧作寄赠：“月沉柳岸隐吹笙，何处朱楼酒未醒。莫道绿窗人寂寞，此声真合静中听。”不知诗后有无“本事”，也不想为此强作解人。只是隐约觉得先生晚年重录少作，有相当深沉的感慨。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

A．陈则光先生心中的名山事业——完成《中国近代文学史》——被人忽略，是因为其在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B．陈则光先生虽然沿袭了鲁迅的理论框架，但见解独到，如满族作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开始体现“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合流的倾向”。

C．与同时代文学史家不同的是，陈则光先生治学更严谨认真，不时能突破现有理论框架的限制，更注重对作家作品的整体把握。

D．通过几位恩师的指导，特别是陈则光先生对其的不断敲打，作者既学到了具体知识，也收获了对学问的敬畏之心及对分寸感的掌握。

E．作者以陈则光先生的治学和做人为切入点，先议后叙，语言质朴，详略得当，并以亲历者的身份为读者讲述了一位学者的伟大之处。
（2）文中提到陈则光先生治学，一贯以“平实”取胜，其“平实”具体体现在哪些事件上？请简要概括。
（3）陈则光先生的形象有什么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陈则光先生在治学上取得的成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得益于对“分寸感”的把握，请结合全文，谈谈你对这种“分寸感”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