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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纲常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儒学在三教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佛教在中国遭到最大的攻击就是它的“不忠不孝”，损害了纲常名教。为此，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变革就是提倡孝亲忠君，并且用以出家济世为“大孝”的理论来回应儒家的抨击。尽管如此，儒家仍然一直抓住佛教的“出世”思想和行为不放，对其进行批判。
程颐曾说，释氏之学无须同圣人之学进行比较，只从“迹”上就可以判其荒谬：佛氏逃父出家，便是绝人伦、背离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对此，朱熹也表示赞同。但朱熹比其更进一层。朱熹指出，佛教的最高本体是“空”，是一切皆空，儒家的最高本体是“理”，是“万理咸备”；比较起来，佛教的本体是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空无”之体，儒家则是体用兼备。在朱熹看来，儒家的“天理”中包含着仁民爱物、民生彝伦、格物致知等方面的内容，佛教不是没有见到“理”，而是见到了离开人伦日用的空理，所以是“空虚寂灭”。
佛教方面并不这样认为，唐代的圭峰宗密就认为儒家的“仁义之义”只是一孔之见，佛教见到的是“义理之义”，而非“仁义之义”。从佛教的立场看，“有义”或“无义”是看一个人在做事时候的心态：若是以觉悟之心去做，就是有义之事；若是以狂乱之心去做，就是无义之事。“仁义”只代表儒家对“义”的看法，但不是最终的“义理”，更不能把“仁义”说成是“天理”。对此，朱熹的意见是，宗密视“仁义”为世俗的“恩爱”，是情而不是义，因此，佛教是不讲“义理”的。但与朱熹同时代的大慧宗杲则说：仁、义、礼、智、信固然是人性的具体表现，但它们本身都不是“性”，儒家只认此“五常”为天理，是见“天”不见“人”，是“为学”不“为道”，是有缺陷的。
严格地说，朱熹的理事关系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程颢说：“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论今与后，己与人。”朱熹强调的是程颢的理事无二、道不离日用，亦即程颐所说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与佛教的“空虚寂灭”并非同一层次的问题。朱熹批评佛教的“空”是“见地”出了问题，确实看到了问题的要害，所以他又说：“释氏合下见得一个道理空虚不实，故要得超脱，尽去物累，方是无漏为佛地位”。但是，佛教见空，是为超越物累，解脱成佛。从这个意义说，它的空是“心”空而“事”不空，是以心为体，以事为用，而非儒家的理事不二。儒家“以理为本”，释家“以心为本”，佛教讲的“心空”是为了“去累”，而儒家讲的“理实”是为了“纲常”。因此，朱熹的“理”是存在论的理，不是形而上的理。
（选自《哲学研究》）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进行了一些变革，如提倡孝亲忠君，并以出家济世为“大孝”，以此来应对中国纲常名教的攻击与批判。

B．文中的“儒学”即儒教，为中国三教之一，在三教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其核心价值在于人伦纲常的道德要求与行为准则。

C．儒学代表人物程颐对佛氏逃父出家的行为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行为是荒谬的，是绝人伦、背离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的行为。

D．朱熹认为，儒家讲究“天理”，如仁民爱物、民生彝伦、格物致知等；佛教却没有见到“理”，而是一切皆空，“空虚寂灭”。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唐代的圭峰宗密认为佛教讲的是“义理之义”，而儒家讲的“仁义”只代表其对“义”的看法，而并非最终的“义理”。

B．文章作者认为，朱熹对佛教的“空”的批评确实看到了问题的要害，作者完全赞同朱熹对佛教“空虚寂灭”的判断。

C．与朱熹同时代的大慧宗杲认为，儒家的“五常”固然是人性的具体表现，但只认此“五常”为天理，是见“天”不见“人”。

D．朱熹认为，宗密把“仁义”看作世俗的“恩爱”，把“仁义”视为情而非义，因此佛教是不讲究“义理”的。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佛教由于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地教派，在传入中国后必然会遭到儒家、道家等各种纲常名教的抵制与批评。

B．儒家的“义”是“仁义之义”，包括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要求，佛教的“义”之有无是看做事时的心态。

C．朱熹强调理事无二，意即伦理纲常的原则与日常的为人处事是不可分割的，他批评佛教之“空”是理事相背离。

D．朱熹之所谓“理”即“天理”，它强调与日常生活实践的结合，即程颢说的道不离日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