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写文章的主要目的不外两点，叙述事实或表达意见。无论是哪一点，文章都应该写得明明白白，让人家看得懂，否则不是白说了吗？但是有些事，作者或不愿说，或不能说，或不敢说，不说又心有未甘，或想留个历史记录什么的，于是遮遮掩掩，转弯抹角。结果是，说了好像没说，没说却又说了一点。那种“既怕别人看不懂，又怕别人看得懂”的尴尬为难，是写文章的人最辛苦的事。
中国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圣人又以“温良恭俭让”垂教后世，写文章的人左支右绌、欲语还休，主因在此。
三国时代的李密，原仕蜀汉，晋武帝司马炎为巩固政权，拉拢前朝旧臣，召他为“太子洗马”。李密写了封信，说明他不能受官的苦衷，这就是有名的《陈情表》，入选为《古文观止》的名篇之一。李密说：“……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全靠祖母刘氏把他抚养成人，现在祖母年迈，祖孙相依为命，怎可须臾离？司马炎受了感动，同意他留在家里，直到刘氏辞世才再召他入朝。那句“舅夺母志”，就是“母亲原意守节，但舅父强迫她改嫁”的意思。照李密所说，他出生六个月父亲就过世了，古人早婚，尤其女性，李密母亲当时年龄也许只有十六七岁，怎可守寡一辈子？在今天看来，她改嫁是天经地义，但在那个年代，改嫁是不光荣、辱门楣的事。李密想来是不愿讲的，但不讲就接不上祖母刘氏含辛茹苦抚养他的情节。不能不说，但又不能说得太白，“舅夺母志”就成了为亲者讳的千古名句。
为贤者讳则是一种宽谅的品德，是与人为善的情操，向来受中国文人的尊重与信守。史家蒋廷黻说，林则徐广州禁烟，幸亏朝廷把他贬谪，否则战事一起，他可能就是“海上苏武”叶名琛。据今天某些史家看，林则徐当年禁烟，可以做得更周到、完善一些，但他是“民族英雄”，大家就不加深论了。
其实，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还比较容易处理，最难的是为尊者讳。所谓尊者，多指在上位的人，也就是有权有势之人。如不讳亲者，不讳贤者，最多于心不安、受人批评而已。但不讳尊者，轻则关系职务、收入、仕途，重则有牢狱之灾、杀身之祸，那就非同小可了。但有那些是非心、使命感特别强的人，像《知识分子论》的作者萨义德教授一样，认定“知识分子应向有权者说实话”。可是现实环境不准说得太清楚啊，那就委婉一点，“巧言令色”一点，能说多少是多少吧！
为尊者讳那种“既怕看不懂，又怕看得懂”的苦楚，比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情境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今人总以为，古代皇帝专制独裁，没有人敢不为尊者讳，说他们的不是，其实并不尽然。古代有一种史官，职掌“起居注”，专门记载皇帝的言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尽职的史官很多。唐太宗时，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管起居注。有一天太宗问他，起居注都记些啥事，我能看看吗？褚遂良回答，起居注记人君言行，好的坏的都记，好使皇帝不敢为非作歹。它是留给后人看的，皇上不能看。太宗追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回答很干脆，职责所在，怎能不记？君臣对话如此，已经很僵了。不料黄门侍郎刘洎又在旁边插嘴：“人君有过，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居上位者必须有此认识：不让今人说实话，后人也必然会说出来，因为“天下之人皆记之矣”。敬畏历史的领袖，必得为“明君”，方受史家肯定。    
（选自《南方周末》）
下列关于中国文人写文章左支右绌、欲说还休的原因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中国文人秉承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写文章时有所顾虑，遮遮掩掩，转弯抹角。
B．写文章的主要目的不外两点，叙述事实或表达意见，这两点使得中国文人不能将文章写得很明白。
C．作者有些事不愿说、不能说或不敢说，又想留个历史记录，“既怕别人看得懂，又怕别人看不懂”。
D．中国圣人以“温良恭俭让”的教诲，对中国文人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写文章时左支右绌、欲语还休。
下列对文章思路的分析，错误的一项是

A．文章第一段由写文章的目的入手，来表现写文章的人“欲语还休“的尴尬为难处境。

B．文章二至三段以《陈情表》中“舅夺母志”表述为例，表现文人有为亲者讳的传统。

C．文章的第四段借林则徐例来表明为贤者讳是文人三种忌讳中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

D．文章最后一段重在表明“居上位者”须让人说实话，敬畏历史，方可受到史家认可。

下列的对文章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史学家不深论林则徐禁烟时的不周到之处，体现了史学家为贤者讳的宽谅的品德和与人为善的情操。

B．《陈情表》中“舅夺母志”是李密为亲者讳而自己编造出来的，并非真有母亲改嫁之事。

C．不讳尊者，轻则关系职务、收入、仕途，重则有牢狱杀身之灾祸，所以作者完全不赞同萨义德教授的看法。

D．古代皇帝专制独裁，没有人敢不为尊者讳，褚遂良、刘洎等人也无一例外，皆不敢以实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