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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的故事
晚上，我由广东湛江市搭乘火车到广州去，八个多小时的路程，买了四人同室的软卧票。尽管觉得和素昧平生的人同室共寝是一件十分别扭的事，然而，别无其他选择，也只好随遇而安了。
进入那间极为局促的车厢寝室时，已有一位年过六旬的妇人坐在里面了。浅灰色的高领套头毛衣，极为得体地配以铁灰色的西式套装衣裤；染黑了的短发，一丝不苟地梳得整整齐齐；方形的细框眼镜，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一股斯文淡定的书卷味儿。
攀谈之下，知道她是广州一份知性杂志的主编，几天前专程到湛江去约稿，现在，大功告成，启程回家。由于志趣相投，我们谈得十分投缘。就在这时，火车站的扩音器突然响起：
“请各位注意：软卧的车票还有几张，有意购买的人赶快去买！”
妇人转头对我说道：
“真希望这间寝室没有人再进来，图个清静。”
我一听，便笑了起来，因为我心里也正转着同一个念头。
然而，不到十分钟，我们的希望便破灭了。
一位中年妇女拖着一个行李箱，踏着碎步走了进来。
她身材高大，穿了一套花格子的绒质衣裙；惹人注目的是她的丝袜，橘红色的，使她的两条腿看起来好像是两根活动的胡萝卜。一进寝室，她便以极大的嗓门朝我们友善地打招呼：“嗨，回广州啊？”老编辑微微颔首，目光停驻在她双腿的丝袜上，眸子里原先蕴含的笑意全都没有了，而原本车厢里那一份融洽的气氛，也倏地僵了、冷了。
中年妇女吃力地把大大的行李箱安顿好，然后身体斜斜地靠在卧铺上，把手上的塑料袋打开，取出里面的多种零食，摊放在窄窄的桌面上，笑着说：“吃，你们吃，不要客气！”霎时，甜的、酸的、咸的、辣的味儿，扭扭捏捏地交缠在一块儿，猥猥琐琐地窜满了整个车厢。老编辑皱起双眉，怏怏地把脸转到另一边去。她见我们没有反应，自顾自地抓起了一大把瓜子，嗑、嗑、嗑，发出一种极为单调而又扰人的声响，还一边嗑，一边把瓜子壳朝下扔，不一会儿，满地都是愣愣地张开了口的瓜子壳。老编辑的脸色更难看了。
火车开动不久，查票员进来了。依据惯例，她要求每一位乘客出示证件。我交出了国际护照，老编辑交出了身份证。然而，那位中年妇女把自个儿大大的皮包翻遍了，就是找不到证件。查票员要她说出证件的号码，她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啊，我记不清啦！”好脾气的查票员并没有坚持，便走了出去。
我和老编辑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骤然成了我们两人心中长出来的一颗瘤。想起层出不穷的火车偷窃案与抢劫案，又想到我背包里的几千美元，我坐立不安。
过了约莫一盏茶工夫，老编辑终于憋不住了，她站起来，快步走了出去。刚好稽查员就在过道不远处，她毫不客气地向他提出了投诉：
“我要换房！我房里那个迟来的女人，没带证件，不知道是什么身份，现在世道很坏，我不想冒这个险！”
稽查员说：
“别的房间都满了呀，换不了。不会有问题的啦，购买火车票时，都要出示证件的，她大约是用了家眷的证件买的票，出了事情，一定追查得到，你放心吧！”
“出了事，再来追查，不是太迟了吗！”老编辑生气地说。
“不会出事的，您就请放心吧！”稽查员淡定地回应。
当时，四周很静，老编辑和稽查员的对话，每一句都清清楚楚地传进我们那间寝室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看那妇女的表情，她竟若无其事，好像外面谈论的事情与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半夜里，老编辑哮喘病发作，嘶嘶嘶地喘气，好不辛苦。那女人二话不说，从自己的皮包里取出一个喷雾器，要老编辑张开口，帮她喷；接着，又为她搓药油，从自己的热水瓶里倒出热水，喂她喝。忙了老半天，终于把她安顿好，再妥妥帖帖地替她盖好被子，才返回自己的床铺。
睡在上铺的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既感动，又感慨，啊，有许多时候，真的不可“以貌相人”呀！
早上，有人敲门，通知我们起身，还有半个小时便到广州了。
老编辑揉着浮肿的双眸坐起来时，女人立刻对她说道：
“我昨晚听了新闻，知道北部寒流今天南下，气温降得很低，大约只有七八度，你有哮喘病，最好披上我的大衣再出去。我的家人会开车来接我，就让我送你回家吧！”
老编辑一张脸涨得通红通红的，说：
“昨晚我对你有些误会，真是对不起！”
女人微笑着说：
“没有关系，我从来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双眼湿润，觉得自己上了人生极好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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