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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儒墨两家措意最深的话题之一，它把罕言乃至不言“爱”的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同儒家、墨家区别开来，也把言“爱”心曲不尽相合的儒墨两家区别开来。孔子由“仁”说“爱”，“爱”只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以“兼爱”为其学说的主导取向。而“兼”以“爱”之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来申说的。从墨子与孔子在“爱”上的这一微妙差异，大致可窥见儒墨两种教化何以终究会各趋一途。
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清末民初以后的学人多以“兼爱”之所爱不分亲疏厚薄而赞许墨家，并以此贬责主张“亲亲”而爱有差等的儒家。立足于平等对“兼爱”和“亲亲”做褒贬之判，这在上个世纪的许多年中已被人们视为当然。但如此认同“兼爱”而厌弃“亲亲”，却在更大程度上出于人们对平等和爱的关系的误解。平等属于权利范畴，它只在权利的意义上构成一种值得人们肯定的价值；爱是一种情感，由衷的“爱”原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单就爱的情愫尚应向更广博处推扩而言，墨子的“兼爱”当然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在从“爱人”的一角度上指点他所谓的“仁”时，却也未尝不曾教诲人们“泛爱众”。“泛爱”并不比“兼爱”爱得偏狭，所不同的是儒家的“泛爱”毕竟连着“亲亲”的根蒂；这由“亲亲”之爱到“泛爱”之爱固然显出爱的差等来。然而，却正是对爱的差等的认可表明了儒家比墨家更懂得作为一种情而不是作为一种理的“爱”。
《礼记·礼运》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由“情”说“爱”，意味着“爱”在先秦儒者这里达到了怎样的自觉。对“情”的反省可使人悟出一种“理”，但“情”并不直接就是“理”。墨子以“兼爱”立论，无论他出于怎样好的动机，事实上在他这样做时却是把“情”作为“理”来推证或辩说了。“爱”在儒家学说中从不曾像墨家著述中那样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爱”既然终是被儒者视为一种“情”，而情的可贵又首先在于它必是出于自然而非强制，那么，它在儒家这里便永远只在于润泽或滋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而决不至于被直接以理相称。
基督教把“要爱你的仇敌”作为教义写在福音书里，那“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墨家学说的“兼爱”的训示在被要求的意味上似乎不像基督教那样决绝，但“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的说法显然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如果说儒家的“爱”是出于人之自然的心性发动，因而可勉强以“自律”之“爱”相称的话，那么，墨家所倡说的“爱”则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自律”之“爱”——根自人之心性中自然涌出的“爱”——不染涉利益，不权衡得失，因此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是超功利的，这“爱”本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
（摘自黄克剑《儒墨之辨》，有删改）
下列关于“爱”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爱”是先秦诸子思想的重要内涵，而诸子言“爱”心曲是不尽相合的，因此，我们根据这一微妙差异，可以大致将其区别开来。

B．儒家的“泛爱”连着“亲亲”的根蒂，显出爱的差等。清末民初以后，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学人多贬责儒家。

C．“爱”被儒者视为一种“情”，并没有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而只在于润泽或滋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

D．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可勉强称为“自律”之“爱”，它是一种根自人之心性中自然涌出的“爱”。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孔子说的“爱”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说的“爱”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来申说的，这种不同是儒墨两种教化各趋一途的重要原因。

B．墨子的“兼爱”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从“爱人”的角度提出了“泛爱”，在今天看来，“泛爱”比“兼爱”爱得更为广博。

C．基督教的“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它的教义甚至说信徒“要爱你的仇敌”，这种要求与墨家相比显得有些决绝。

D．墨家学说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其“兼爱”的训示有着被要求的意味，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兼爱”是有着平等意识的“爱”，但不能以此贬斥儒家之“爱”。因为作为一种情感，由衷的“爱”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

B．先秦儒者对“爱”的认识达到了自觉的高度，可贵的是他们的“爱”出于自然，发自内心，属于“情”的范畴而不是“理”的范畴。

C．儒家始终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墨子的“兼爱”事实上把“情”作为“理”。这是两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差别。

D．儒家的仁者之爱，没有染涉利益，不会权衡得失，是一种超功利的爱，这“爱”本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