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9分，每小题3分）
①文学艺术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对于客观世界、心灵世界、理想世界的一种表达维度。就文艺作品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记录”而言，电影《小时代》无比真切地表达了思想解放、物质财富迅速积累之后，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虎视眈眈和一往无前的力量。今天，我们都不必讳言物质创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一旦对于财富的炫耀和追求，成为一个社会较大人群尤其是已经摆脱贫困的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一个社会先知先觉阶层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向世俗和世故下倾，整个社会的思想面目势必“喜言通俗，恶称大雅”。
②在中国社会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文艺作品对于物质和人的关系的探索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探索如果仅仅停留在物质创造和物质拥有的层面，把物质本身作为人生追逐的目标，奉消费主义为圭臬，是“小”了时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今天，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言必称西”，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以大化小，是对个性和个体人发展的剥夺和压迫。但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常识：强调发展个性、发挥个体人的天赋特长的西方社会，把对于个体的尊重和对于他者即社会大群体的尊重和奉献，通过宗教的层面上升到价值领域并获得共识、付诸实践。个体的“小”存在于社会历史的“大”之中，工具性的物质服务于本原性的思想和精神。立功，立言，立人，哪一桩是把个体的价值捆绑在物质的战车上？
③青春可掠单纯之美，但幼稚是她隐形的伤疤。幼稚之人或有美感，文艺的幼稚和浅薄阶段则是必须超越的。今天，充斥耳目的如果都是《小时代》们，或者因为票房有利可图，就无条件地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引导社会思潮，小时代、小世界、小格局遮蔽甚至替代大时代、大世界、大格局，个人或者小团体的资本运作或许成功了，但是一个时代的人文建设和传播却失控了。作家和艺术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类别，是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的建设者，也是人文精神的传播者。文艺创作实践是个体性行为，文艺创作的功能却具有公共性，文艺创作无视大的人群，无视创作底色的世界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是对作家、艺术家自身职责的放弃，也是对时代、历史的伤害和不公道。
④矫枉过正是我们常常会犯的毛病，走过贫穷和物质短缺的年代，进入物质相对丰富的时代，对于贫穷的恐慌更加强烈，对物质占有的欲望更加迫切。“凌空高蹈”之不言已久矣。普通人或可目光和目标向下倾，作家和艺术家不能不为时代唱大风。作为先知先觉的人群，作家和艺术家要有勇气、有才华，更要有情怀、有格调。沽名钓誉、追名逐利者请出列，浑浑噩噩、碌碌无为者也请走开。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下列对第②段中“‘小’了时代”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在思想解放、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今天，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虎视眈眈并表现出一往无前的力量，我们已不必讳言物质创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B．对于财富的炫耀和追求成为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向世俗和世故下倾，整个社会的思想面目变得“喜言通俗，恶称大雅”。

C．发展个性、发挥个体人的天赋特长，把对于个体的尊重和对于社会大群体的尊重和奉献，通过宗教的层面上升到价值领域并获得共识，付诸实践。

D．把个体的“小”放入社会历史的“大”之中，工具性的物质服务于本原性的思想和精神，既无沽名钓誉、追名逐利者，也无浑浑噩噩、碌碌无为者。

下列对原文思路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第①段提出观点，因为文艺作品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记录，所以电影《小时代》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思想面目。

B．第②段在第①段的基础上论述文艺作品的探索停留在物质层面的弊端，然后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认识误区的角度探究其原因，最后表明自己的看法。

C．第③段开头照应第①段，指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引导社会思潮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而强调了知识分子应具有的重大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D．第④段紧承第③段，从历史和心理的角度分析了当代社会物质化的原因，强烈呼吁作家和艺术家们要有情怀，要有格调，为时代唱大风，力矫颓俗。

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用文艺作品对物质和人的关系进行探索，这成为已经摆脱了贫困的知识分子对于财富的炫耀和追求。

B．中国文化传统以大化小，对个性和个体人发展进行剥夺和压迫，所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言必称西”。

C．文艺的幼稚和浅薄就在于让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引导社会思潮，这个阶段是必须超越的。

D．作为先知先觉的人群，作家和艺术家要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建设和传播，普通人目光向下倾并不为过。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山看人
楚楚
紫，其实是距离的色彩。
是山在远方的色彩，是梦在对岸的色彩，是心在高处的色彩，是灵魂在大自然的色彩。很难形容山这弥漫氤氲了整个武夷山水的紫色在色谱中的具体位置。但它是武夷独有的，我便叫它武夷紫。倘若让我画武夷，这紫色便是基本色调，而天游是脊梁、九曲是血脉、玉女峰是心脏、流香涧是呼吸、云窝便是气质。武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
我看武夷，不是一座美得眩目的山，它是真山真水真性情。因为过于玄艳的自然造化会使人产生疏离感，而武夷是这么平平实实的人间山水，可以让人随脚出入、悠然可见，让灵魂可以得到真正休憩的真正的山。任何穿凿附会的神话传说都没有它本身美，因为有血有肉有灵性的生命最美。人类之所以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之所以会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正是由于不把它看成生命，不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返与默契。武夷是朴实的，又是清高的，荣枯的故事都在里面，有缘无缘随价钱。有人看一看热闹，评一评山水，拍一拍照片，就心满意足，算是看过山了。喜欢的人说它已含了漓江的诗情画意，庐山的雄伟神奇，黄山的奇险伟岸，又是什么山的什么；不喜欢的人一句：“不过如此”也是看过山了。“景是众人同，情乃一人领”。不同的人看一座山、不同的山被一人看，各各不同，这是人看山；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境中看同一座山，又不同，这便是山看人了。游客在看山的同时，山也在看游客，游客也在看自己。就像焦距不一的镜头，对着同一个拍摄对象，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清楚或模糊。
我看武夷，是颇具禅思美感的山。山中多的是幽洞玄天，但不适合坐下来思索，要看一眼就懂，思索便错了，它属于顿悟的层境。铃木大拙禅师说得好：“人来自自然，复看见自身的自然。”这样的境界只有不断在山水中学习如何去乐山、如何去乐水，最终得以亲证我们就是山，我们就是水的最高境界。你才真正是与山有缘的人，这之后，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却可以望见自己心中的山水。而武夷山水，山有仁、水生智，这里的山峰大仁大义，这里的水流大智大愚，正是成就这份悟性的好境界。
在武夷的日子，我把眼睛听成了四季，把耳朵望成了八方，武夷怎会是空山？在武夷的日子，我空旷着一颗心，无物不容无物不纳，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日日是好日，武夷怎不是空山？
肉眼观武夷，满；心眼观武夷，虚。
虚，不是虚假，虚假容不下真正的人性。而虚，使人达到更高的真实。
空山是空，以灵为性。
空山不空，空的是心。
下列对作品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A．本文内容丰富，作者如画家，向我们展示绝美山水：山中紫色，山的朴实清高，山中的幽洞玄天等。

B．本文表现形式多样，作者如导游，引我们领略武夷的雄伟神奇。有记叙，有议论，有说明，有抒情，有描写。笔法灵活。

C．“天游是脊梁、九曲是血脉、玉女峰是心脏”作者如睿智学者，畅谈游玩山水的境界，运用拟人排比手法写出了武夷的有血有肉。

D．“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境中看同一座山又不同”此处从山看人的角度揭示了一种生活哲理。

E．“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在山水面前我们空旷着一颗心，有了真正的人性，有了更高的真实。
从全文看，作者眼中的武夷具有怎样的特点？
请联系上下文，解释“心眼观武夷，虚。”中 “虚”的含义。并结合全文，分析本文“山看人”这标题的妙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论语》可以作为一本文学书看，里面有故事，有对话，有文章，用种种形式表达思想。在以简、帛作书的时代里，书面语言不能不简短；这书又是传闻记录，往往残缺不全；又是传授门人弟子的内部读物，许多口头讲授的话都省略了；因此，书中意义常不明白。自从汉代以来，孔门弟子所传手册《鲁论》《齐论》等编订成一书，最后又经政府颁布，成为识了字就要读的经书之一。一直到本世纪初废除八股科举，不用这书作考试题目来源以后的三四十年，《论语》仍旧是读书人最熟悉的。这样一部圣人之书是高高在上的经典，和不识字的多数老百姓的民俗心态应该是离得远了吧?事实并不是这样。不但书中有两千多年前的民俗，而且它成为家喻户晓的书，一直进入笑话、谜语，“雅俗共赏”了。教孩子读《论语》是从前私塾的普遍任务。因为书中充满了“子曰”，教书先生便被戏称为开“子曰铺”的。书中坚持的“三年之丧”守孝，成为历时两千多年的丧葬礼俗。书中有些话如“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欲罢不能”“割鸡焉用牛刀”等等，被引用于庄重的或不庄重的上下文里，所以许多不识字的也知道孔圣人的话而且心态相通。
《论语》中称呼人，除用官名和谥号以外，单称“子”的都被认为是指孔子。称“子”加姓的除孔子外，有曾子，即曾参，有子，也称有若，两处提冉子，别处仍称冉有。此外，门人都称其“字”（号），如子路、子贡、子夏、子张及颜渊等。对有些人直呼其名而不加称呼，那是不受重视甚至受轻视的。这些不同称呼区别亲疏、尊卑、贵贱，正符合中国从上到下历来的习惯：不同称号表示不同关系，对方的不同地位，错不得。
孔子、有子、曾子依据人的社会地位，把妇女和小人排除在外，构成一个关系网，排成一个符号系统。对每一个符号的要求算是那个符号的意义。符合要求就可以戴符号，否则不算，这就是“正名”。这系统中的层次是由低而高，由小而大，由家而国而天下。每层各单位都有尊卑上下，在上者高于其他任何个人。天子等于天下，君等于国，父等于家。同姓的家合成族。家族是一体，荣则俱荣，灭则同灭。全族是一个人，一个人是全族，这不是孔子发明的。秦对商鞅，楚国对伍子胥的父亲，都是灭族。以后还扩充到灭三族，灭九族，以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灭方孝孺的十族。最少的是灭满门，全家抄斩。上有罪，责在下。父有罪，打儿子。这是中国历代的民俗，不是谁创造的。理论解说是孔门的：全体大于局部，大小系统中的尊、主等于全体。上下必须分清。任何个人都要排入森严的上下尊卑秩序。这个上下尊卑的系统结构为的是防止犯上作乱。下服从上就是不乱，不乱就是治，是太平。这个结构的符号系统就是“道”。“天下变道亦不变”，指示了以后两千多年的民俗心态。    
（摘编自金克木《轨内·轨外》）
下列关于《论语》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论语》原是孔门弟子的内部读物，起初并未定名。

B．《论语》作为传闻记录，意义常不太明白，因为受到简和帛的限制及口头语的省略。

C．汉代后《鲁论》《齐论》编订成书，经政府颁布，成为经书之一。

D．有了科举考试后，《论语》充当考试题目的来源，只有读书人最熟悉它、认可它。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孔子等依据社会地位，把人们排成符号系统，对每个符号都有相应的要求；“正名”就要求每个符号都符合要求。

B．《论语》没远离普通老百姓，许多不识字的百姓也知道孔圣人的话。有些内容被编入笑话、谜语，有些内容被引用于庄重或不庄重的文字中。

C．《论语》提倡的“守孝”成为礼俗。上有罪，责在下。父有罪，打儿子。这是中国历代的民俗，这理论解释出自孔门。

D．教孩子读《论语》是私塾的普遍任务，教书先生被戏称为开“子曰铺”的，《论语》有雅俗共赏的一面。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论语》中对人的不同称呼是有着区别亲疏、尊卑、贵贱作用的，它符合中国民众历来的习惯心理。

B．在孔子等人结构的关系网中，家族荣则俱荣，灭则同灭，如果一人犯罪，可以灭三族、灭九族乃至灭十族。

C．《论语》中单称“子”的被认为是指孔子，称“子”加姓的还有曾子、有子等，由此可知，被称“子”的人没有被轻视。

D．任何个人都要排入森严的上下尊卑系统结构，下不犯上，就是治，就是天下太平，就可以称之为“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中国烹饪探源
姚伟钧
中国被誉为“烹饪王国”，是因为中国烹饪源远流长，技艺精湛。在古汉语里，“烹”作“烧煮”解释；“饪”即“煮熟到适当程度”。“烹”“妊”组合在一起，意思就是“烧煮熟食物”。但“烹…饪”一旦成为固定词组“烹饪”，就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而不简单等同于“烹”“饪”的词素意义相加，烹饪一词的含义是随着中国烹饪技艺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在早期中国，饮食水平极低下，烹饪含义很简单。那时烹饪含义就是用火直接烧烤动植物以供食用。陶器的产生，为煮食物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时烹饪含义就增加了新的内容——煮。至此，烹饪就具有“烧煮”两层含义。由于金属锅的产生和动物油的运用，烹饪含义又增添了炸炒内容。随着中国饮食逐步形成主食和副食两大类，烹饪就不再单指副食如肉、鱼、蔬菜的烧烤、煮炖和炸炒，也包括主食如米饭、馒头、饼、点心等的制作了。
烹饪从人类学会控制火的使用开始。考古证明，中国烹饪方法是由少渐’'烹饪技艺由”单到复杂，逐步发展如“烧”，是一种最原始、最简便的烹饪法，不用任何烹饪，直接把肉或植物放入火中烧熟或半熟；还有“烤…石烙”“石烹”。这四种方法，在陶制烹饪器出现以前，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新石器时代后，由于农业、畜牧业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烹饪水平也有所提高。人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些简单炊器，大都已经具备，有陶制鼎、甑、釜、罐、盆之类。它们说明，新石器时代后，中国烹饪方法逐渐多起来了，因为炊器多样化是与馔食多样化分不开的，所以谯周《古史考》说：“黄帝时有釜甑，饮食之道始备。”
发掘出的商周炊器，多属蒸煮之器，可以认为，那时的烹饪方法以煮蒸为主。《中国青铜器时代》考证商周的烹饪方法，认为：“殷周熟食之法，主要的不外蒸煮二事。”
关于先秦有没有“炒”这种烹饪方法，现在存在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现在烹饪术中最重要而又常见的方法——炒，当时尚未发明。事实上，考古证明，炒法至迟在春秋就已出现。河南新郑春秋墓葬中出土的“王子婴次之炒炉”，据鉴定，就是一种专作煎炒之用的青铜炊器，形状类似长方盘，上面刻有“王子婴次之炒炉”。锅的质地比较薄，很适于作煎炒使用。
在先秦文献中，炒菜也不乏记载，如《楚辞》中的“煎鰿雀，遽爽存只”。它的方法是在锅中放少量的油，等油热后，将食物放入，然后翻炒至熟。与此相映证的是，在楚目区域内也相继出土了一些可作煎炒之用的器具，如湖北随县曾侯己墓曾出土了一个炉盘，制作十分精美讲究，盘的两边还有青铜质的环链提粱，如同现代的炒锅。另外，江西靖安也出土了一件自铭为“炉盘”的铜制器具，形状和曾侯乙炉盘大体相同，时代比曾侯乙墓要早一百多年。这些都说明在先秦已出现了专作煎炒之用的欢具，人们已经开始运用煎炒之法进行烹饪。不过，当时的炒烹饪法，不如现代的技艺高，煎炒之间没有严格区别，同时炒菜品种也不够多，但它对后世中国烹饪技艺的发展和提高，却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原始社会后期，虽然有简单的烹饪，但作为技艺的烹饪尚未形成。到了商周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加上劳动人民的创造，各种炊具相继出现，我国早期的烹饪技艺和一些基本烹饪方法初步形成。春秋战国以后，食物品种不断增多，烹饪技术也不断发展，创造出了众多的烹饪方法，有人粗略地统计，竞达二十多钟，如氽、抄、炒、炸、浸、烙、烤等，这些方法为丰富中国烹饪技艺奠定了基础。
（2014年09月17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下列关于中国烹饪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中国烹饪有着悠久绵远的历史，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湛技艺。正是因为中国烹饪技艺领先于他国，赢得了“烹饪王国”的美誉。 
B．中国烹饪最初也只有烧的含义；是陶器的产生，开启了煮的新内容；而金属锅的产生和动物油的运用，则增添了炸炒这层更新的内容。 
c．中国烹饪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最初是从学会控制火的使用开始，烹饪方法由少渐多，烹饪技艺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地发展。 
D．中国烹饪最早形成于商周时期，其标志是各种炊具开始相继出现。春秋战国以后，中国烹饪技术不断发展，创造出了众多的烹饪方法。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烹”和“饪”两词的意义不尽相同，“烹”意思是“烧煮”，“饪”意思是“煮熟到适当程度”。合二为一，“烹饪”的意思就是“烧煮熟食物”。

B．陶器出现之前，所谓“烹饪”，只是用火直接烧烤动植物以供食用。陶器出现以后，煮的内容方才出现，“烹饪”才真正具备“烧煮”的意义。

C．陶制烹饪器出现以前，中国烹饪方法只限于“烧”“烤…石烙”“石烹”这四种烹饪方法。新石器时代以后，中国的烹饪方法方才真正逐渐多了起来。

D．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烹饪水平的提高和烹饪方法的丰富受制于烹饪器具的发明和制作。中国炊器的多样化与中国馔食的多样化之间密不可分。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烹饪在商周时期，炊器极其简单，多属蒸煮之器。局限于炊器的简单，商周时的中国烹饪亦局限于煮蒸这两种方法。

B．春秋时期专作煎炒之用的青铜炊器——“王子婴次之炒炉”的出土，证明最重要又常见的炒烹饪法其实至迟在春秋时候就巳出现。

C．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炉盘和江西靖安铜制器具的出土，说明专作煎炒之用的炊具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中国烹饪开始运用了煎炒之法。

D．春秋战国以后出现的氽、抄、炒、炸、浸等多达二十多种的烹饪方法，为丰富中国烹饪技艺奠定了基础，中国烹饪开始日臻完善。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题。
漫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品格
赵建成
孔子在后世被尊为圣人，享有至上的尊荣，然而在其所生活的时代，他却是处处碰壁，甚至发出了“知我者其天乎”的感慨。《论语》记录了时人对孔子的评价：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这个晨门与《论语》中其他的隐士都是勇于避世、果于忘世的知其不可而不为者。晨门对孔子的评价虽在一定程度上含有一些讥诮的意味，是对孔子的否定，但对孔子的认识却十分深刻，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孔子一生的主流精神，即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和奋斗精神，又具有悲剧美的意蕴。孔子编订六经、广收门徒、周游列国，为的是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代，他的政治主张并不为各国当政者所采纳，因此这只能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伟业。但孔子并没有放弃，靠的就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孔子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原因之一也正是这种精神。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是一种十分可贵的文化品格。它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原始先民时期，是对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些著名篇章如《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等可以看作这种文化品格的最早源头。这虽然是神话传说，但反映的却是中国原始先民的意志品质，可以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文化品格的先声。
然而，这种文化品格的确立是由孔子完成的，是他为之注入更为深厚和丰富的内涵，并通过具体的行动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孔子为匡人所困，他说，文王去世后，周代的文化不都体现在我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后来的人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若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可见，孔子是以文王、周公的继任者自居的，这既为他提供了自信的力量，也使他的内心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对于孔子而言，他的一切行动不是建立在预判了结果的基础之上的，而是从他所信奉的道德标准出发，去做他该做的事。当然在做之前，他可能已经预见了事情的结果，但这并不会影响他应有的行动。陈成子弑其君齐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鲁哀公而请讨之。哀公命其告夫季孙、孟孙、仲孙三子。孔子又告夫三子，不可。两次“告”的结果，孔子是早就知道的，但“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子路也曾经说过，君子出仕，要尽其应尽之职责，而其政治主张行不通，早就知道了。这种对于形势的认识，应来自孔子。
为与不为，都是一种人生选择，但孔子所确立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品格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朱熹《论语精义》曰：“……夫可不可在天，而为不为在己。圣人畏天命，故修其在己者，以听之天，未尝遗天下。圣人亦不敢忘天下。虽知其不可，得不为哉？”宋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卷七亦云：“知其不可而不为者，晨门之所以贤；知其不可而不可以不为者，夫子之所以圣。晨门但知晨几，而不知夫子之为夫子者也。”他们都看到了这种文化品格的可贵之处与重大意义。
孔子之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品格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众多优秀的代表人物身上集中体现出来。屈原和文天祥便是其中尤为特出者。“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是他们高洁品格、高尚人格的光辉写照。他们的言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文化品格的突出表现，尤其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的重大关头，起到了重大的精神支撑作用，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影响深远。
今天，“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品格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
（摘自2014年9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下列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孔子确立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文化品格的内涵，在孔子身上，这种品格体现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一种文化的自信。

B．孔子之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被众多优秀的代表人物继承，特别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的重大关头，起到了重大的精神支撑作用。

C．“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一生的主流精神，他编订六经、广收门徒、周游列国，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产生重大的影响，靠的就是这种精神。

D．“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品格起源于上古时代，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等正是这种文化品格的前奏。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晨门讥诮孔子，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孔子；但他说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也肯定了孔子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和奋斗精神。

B．“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反映了上古时期原始先民的意志品质，是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是一种十分可贵的文化品格。

C．陈成子弑其君齐简公，孔子“告”鲁哀公，要求出兵讨伐，哀公也同意出兵，让他“告”季孙、孟孙、仲孙三子，结果不被三子许可。

D．宋代钱时认为晨门“贤”在“知其不可而不为”，但晨门不了解也不可能像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不可以不为”，因而晨门成不了“圣人”。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对于“为”与“不为”，孔子不是站在个人得失上所作出的功利性选择，而是“听命于天”，“不敢忘天下”，因而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

B．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品格，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直到今天，仍是我们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

C．孔子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处处碰壁，主要原因是他总以文王、周公的继任者自居，他的自信使各国的当政者感到了威胁，从而不敢接纳他。

D．孔子的一切行动都不计后果，只要符合他所信奉的道德标准，即使在做之前明知会失败，他仍会毫不动摇，这也正是其人生悲剧所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近些年，“文化创新”已经成了流行词汇。所谓文化创新，其实并不在于创造一些新口号、新提法，关键是要能针对时下所面临的问题，探寻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所以，在考虑如何进行文化创新时，首先应考虑我们当前遇到了什么问题。
从国际社会经验讲，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 000美元，即人们有了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后，会有强烈的精神生活的需求，此时社会容易爆发信仰危机。据2 0 1 3年的数据统计，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6 7 6 7美元，经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信仰领域也问题重重。这是我们进行文化创新的时代背景。
毋庸置疑，当下人们信仰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与传统的断裂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文化创新就必须重新思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放眼全球，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法国有法兰西民族的文化，德国有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各民族文化都沿着各自的传统发展。法国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完全接受德国文化，反之亦然。这本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常识。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主张放弃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势力非常强大，这无异于摧毁自己的精神长城。其实，文化创新决不能摒弃本国的文化传统，相反，文化创新恰恰应该以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本前提。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承的统一？为此，需要从制度上解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源头活水”问题。这里所说的“源头活水”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源头活水”的“中华元典”那就是要重视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最基本的文化经典，比如“五经”、“四书”等。“中华元典”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载体，是中国文化的根脉，其对于一个民族的存续至关重要，正如古语所说：“叶断犹可将，根断心永绝”。
但对于这一根脉，我们向来是不太重视的。上世纪初曾经积极倡导政治革新的梁启超对此深以为忧，他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从梁启超的时代算起，到今天已经1 00年了，中国文化传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真正能读懂“五经”这几部“中华元典”的人微乎其微。“中华元典”的传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二是作为“源头活水”的人才培养，这里重点应该关注高校的人才教育和培养，要能够对现行教育体制乃至高校学科设置中存在的某些不合理之处进行改革。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都设有“古典学系”，以古希腊文献、古罗马文献等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甚至成为这些大学的招牌学科和专业。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古代经典对于子孙后代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对它们进行研究和传承是后世学者的天职和责任。而我国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民族的“元典”学（即经学）排斥在高等教育体制之外需要反省。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当前的文化创新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需要将上述两个层面的“源头活水”结合在一起，即将经典文化教育纳入到高校教育体制中来。事实上，只有恢复经典文化的学习、传承和研究，才有文化创新的根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文化创新将无从谈起。
（选自姜广辉《经典是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
下列关于“文化创新”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化创新的关键是要能探索出解决时下所面临的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而不在于能否创造一些新口号、新提法。

B．我国当前进行文化创新的时代背景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幅提高、经济快速发展而人们精神信仰领域产生危机。

C．对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创新都应该立足于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决不能抛弃本国的文化传统。

D．要解决中国当前的文化创新问题，首先是要将经典文化教育纳入高校教育体制之中。否则，文化创新只能成为空谈。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进行文化创新就必颏重新思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当下人们信仰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与传统的断裂有直接的关系。

B．实现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承的统一，需要从制度上解决文化传承与创新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中华元典”的传承，二是人才的培养。

C．西方一些著名大学极其重视对古代经典的研究与传承，与之相反，我国却把民族“元典’’排斥在高等教育体制之外。这种做法要反思。

D．经典是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恢复经典文化的学习、传承和研究是文化创新的根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文化创新才会成为可能。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当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好了之后，反而容易爆发信仰危机。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精神信仰领域也出现诸多问题。

B．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沿着自己的传统发展。但遗憾的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却有很强的势力主张放弃本民族传统文化。

C．“五经”、“四书”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载体，是中国文化的根脉，但人们对其重视不够，真正能读懂的人也微乎其微。

D．要进行文化创新，就要改革现行教育体制乃至高校学科设置中不合理之处，如设立“古典学系”，研究并传承古代经典。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阳明心学
王守仁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现实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
王学的内在结构是良知和致良知经由知行合一而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王守仁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在王守仁看来，心是无所不包的。物、事、理、义、善，学等都不在“吾心”之外，亦即是“心即理”。但他又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人生而俱来的，先验的，普遍的“知”。这种“知”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本然，是 “致良知”、为圣的内在可能性。同时，他又强调“良知”是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与内在的个体心理欲求的统一（“天理之在人心”），是与天地万物同体的。正是这个充塞天地的“良知”（灵明），才使“我”与万物（包括社会）无间隔地一气流通，互不内外远近地融为一体。也正是这种天地间活泼泼的、“个个心中有仲尼”的“良知”，才感召人们去追求那种具有“凤凰翔于千仞”，“淳德凝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的“狂者”或圣人境界。这就极大地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高扬了人格精神的伟大，成了“致良知”的主体后天努力的内在要求。在这里，王守仁突破了朱熹那种“天理”的绝对性，从而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
“致良知”就是如何为圣的过程，变本然的知为主体意识自觉把握的知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在这一“致良知”的过程中，王守仁强调认识主体生命意志和情感投入。主要表现在：“致良知”是对“无一息之或停”的天道和作为人类童识历史积淀的《六经》等的动态认识过程。这里就要求认识主体要有历史感。同时，也表现在“致良知”是主体澄静体悟的情感心灵活动。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就有一个“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而觉“有滋味”的不断深化过程。因此，“人若复得”“良知”，“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替与天地万物同体并一气漳通的超然自乐的人生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主体人格精神获得了高扬，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得到了肯定，人的心灵被提升为与天地同体无古今的永恒。而这正是生命的体验过程。
从上文对王学的内在结构即“良知”、“致良知’等分析看出，王守仁的心学是一种体验哲学。作为其心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美学，也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质，可以说是体验美学。所谓体验美学就是审美主体通过生命体验那种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无限性），空间上的整体性，方式上的直接性和本质上的超越性的审美意象或审美境界。王守仁的体验美学就是通过审美体验去把握那种具有永恒性、整体性，直接性和超越性的“至乐”或圣人境界。
关于“阳明心学”的解说最为恰当的一项是（  ）

A．王守仁的阳明心学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

B．王守仁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王学。

C．王守仁在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的基础上，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

D．王守仁的阳明心学将思孟学派、陆九渊的学说和朱熹的学说融为一体。

下列选项中对王学分析解读正确的一项是（  ）

A．“狂者”或圣人境界就是“个个心中有仲尼”，“凤凰翔于千仞”，“淳德凝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

B．“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人生而俱来的，先验的，普遍的“知”。这种“知”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本然，为“致良知”、为圣的内在提供了可能。

C．“良知”是内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与外在的个体心理欲求的统一，是与天地万物同体的。

D．王守仁否定了朱熹那种“天理”的绝对性，从而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

下列各项对于文意解说不当的一项是（  ）

A．“知行合一”就是变本然的知为主体意识自觉把握的知的过程。

B．“致良知”是对“无一息之或停”的天道和作为人类意识历史积淀的《六经》等的动态认识过程。

C．“致良知”的过程是主体澄静体悟的情感心灵活动，认识主体生命意志和情感投入。

D．阳明心学的境界中，主体人格精神获得了高扬，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得到了肯定，人的心灵被提升为与天地同体无古无今的永恒，这正是生命的体验过程。

材料概括分析题
恩格斯说：“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就是说，倾向不应作为作者的主观见解，而应作为所写出的客观现实的趋势，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用一个粗浅的比喻来说，如人饮水，但尝到盐味，见不到盐粒，盐完全溶解在水里。咸是客观事实，不是你要它咸他就咸。
世界观的总倾向表现在一个文艺作家身上也是如此。它不是几句抽象的口号教条所能表现出的，要看他的具体的一言一行。一个作家总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他毕生生活经验、文化教养和时代风尚所形成的。它总是思想和情感交融的统一体，形成他的人格的核心。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的“风格就是人格”。
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里，最感动人的也不是概念性思想，而是生动具体的情感。如拿莎士比亚为例，你能从他的哪一部作品里探索出一些概念性的思想么？确实有些批评家进行过这种探索，所得到的结论不过是他代表了文艺复兴进代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这些概念（你自己也许还在将信将疑）使你受到感动和教育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至今还抓不住莎士比亚的思想体系，假如他有的话。在读他的作品时，首先是他所写出生动具体的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性格，其次是每部剧本里，特别在悲剧里，都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强烈的爱和恨，强烈的悲和喜，强烈的憧憬和怅惘，强烈的讽刺和谑浪的笑傲，就是这些因素使我感到振奋，也使我感动苦闷。振奋也好，苦闷也好，心总在跳动，生命总在活跃地显出它的力量，这对于我就可心满意足了。
（选自朱光潜《谈美书简·形象思维与文艺的思想性》有删改）
阅读第一段，说说作品的“倾向”应该怎样表现出来？
为什么说文艺的“风格就是人格”？
阅读全文，说说就文艺创作而言，作者反对和提倡的观点分别是什么？（5）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问题。
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①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们最亲切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轼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画的真迹不可复见，就其它说，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着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重要的人物，原因在哪里呢?
②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象的正统迂腐气。但要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更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然而做和尚也仍要穿衣吃饭，仍有苦恼，也仍然逃不出社会。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如果可以说，《春江花月夜》（张若虚）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这里的情况刚好相反，尽管没多谈，却更觉沉重，正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然而就在强颜欢笑中，不更透出那无可如何、黄昏日暮的沉重伤感吗？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社会、人生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
③在古今诗人中，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之后，地位便巩固下来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④但是，苏轼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摆脱的出世的意念。无怪乎具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绝不喜欢苏东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轼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苏轼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概括。
请简要概述文章第二段的论述思路。
请结合文章，阐释“在古今诗人中，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的内涵。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学术共同体，是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某个学科内部持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方法的学术集团，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它的形成与发展，往往能够将一个时代的学术推向高峰。考察两宋时代的学术发展，两宋士人学术共同体的昌盛便不可忽视。因宋代道学发达，或可名其为道学共同体。
道学共同体是由宋代部分持共同价值观、道德立场和学术取向的儒家形成的团体。道学家与汉唐儒家不同。汉唐儒家多致力于寻章摘句、解释经典，虽然在整理与保存儒家经典方面贡献颇多，但在学术与思想方面颇为缺乏创造性。而宋代道学家以继三代绝学，挽日下世风，兴仁义道德，正己心人心，开万世太平为己任，穷究天理人性，讲求修身之道。
道学家与宋代其他儒家亦有三个明显区别。就仕途而言，道学家往往两栖于学堂与官场，存庙堂之志，而以学堂为主；游离于政治，而对政治不忘。因此，他们与身居庙堂之儒有不同的立场与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价值取向而言，道学家更趋向向内追求和终极追求。他们对己追求居敬，自诚致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他们的终极追求则希望实现道德完满，以及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圣贤境界，并因这种追求而不与现实妥协。就理论而言，道学家更趋于哲学化。这与他们的价值取向相关联。在向内的追求影响下，他们从事学术探索时都从诚意正心、居敬持正出发，不求闻达，潜心求索；而在终极关怀的影响下，他们都试图构建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这也是两宋道学大家都是哲学大家的原因。
道学共同体是在宋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方面，“隋、唐外竞虽力，而风俗日即于奢淫，士习日趋于卑陋”，故而收拾人心，修齐治平，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共识。制度方面，北宋自太祖起便重视文治，政治一般出于有学术涵养、有理想抱负的士大夫之手，宽松的政治制度，也为道学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文化方面，官办和私立书院得到很大发展，自由讲学的风气一时盛行。如二程、朱子等道学大家，都曾讲学、辩论于书院，书院也因而成为道学共同体发展的依托。
宋代道学共同体，据《宋史》记载，仅包括北宋五子、程氏门人、朱熹、张栻和朱氏门人。这种界定固然有些狭窄，但他们身上确实更突出地体现了两宋道学家的特色。他们虽然出身各有所本，性格各异，仕途经历不同，为学风格与理论内容亦各具特色，然而正是这些道学家形成了道学传统的核心，他们之间各具特色的传承、交流和争论促成了道学共同体的发展。北宋五子虽没有构建学术共同体的自觉，但在南宋朱熹等人的自觉构建下，事实上形成了发端于北宋并对后代思想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道学共同体。道学家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核心人物，承担着传承道统的重任，在具备当时学术精英的共同特征之余，更有自身特色。那就是，包容创新的魄力、经世济民的抱负，以及对人格圆满的追求、对格物致知的理性思考。
（选自罗旻《宋代道学共同体的形成及其特征》，有删改）
下列关于“道学共同体”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道学共同体是两宋时期一部分具有共同的儒学理论基础，在价值观、道德立场和学术取向等方面一致的人所形成的学术集团。

B．宋代道学共同体的核心人物是道学家，他们在学术与思想方面比汉唐时的儒家具有创造性，但是不太注重整理与保存儒家经典。

C．隋唐日益奢淫、卑鄙的风气是道学共同体形成的社会背景，朝廷对文治的重视与自由的学术风气为它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D．宋代道学共同体并不十分庞大，有的道学家虽然并没有构建学术共同体的主观意识，但在客观上却促使了道学共同体的形成。

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道学家不满足于对经典的解释、整理与保存，而是以儒学匡正世风、振兴道德、正人心、求太平，对儒家学术与思想多有创新。

B．道学家往往既在朝廷做官又在学堂讲学，对学问潜心求索，这使他们与只是在朝廷做官的儒家有不同的立场与思考问题的角度。

C．道学家在价值取向上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向内追求，又有实现道德完满的终级追求，而宋代其他儒家则不然。

D．受价值取向的影响，道学家在理论构建上比其他学者更趋向哲学化，从而使他们具备了当时学术精英的共同特征，成为哲学大家。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道学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特定历史条件如社会风气、政治制度及文化氛围等有关，这些因素对一个时代学术的发展往往具有重大影响。

B．宋代道学家与汉唐时期的儒家在追求上是有所不同的，他们与同时期的儒家在仕途、价值取向、理论构建等方面的追求也有明显的不同。

C．道学家大都不醉心于仕途，但又不忘政治，谋求学术的探索，重视高尚人格和圣贤境界的追求，因而形成了相近的为学风格与理论内容。

D．继三代绝学，挽日下世风，兴仁义道德，正己心人心，以开万世太平为己任，穷究天理人性，讲求修身之道，是宋代道学家具有的特色。

阅读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①近30年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充满了两种看似悖反的诉求：一是呼唤中国文学与世界接轨，溶入世界文学的潮流；一是渴盼回归中华民族文学的传统，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但是在这两种声音的背后，自五四以来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根本解决。有意无意的文化自卑仍潜在支配着一些文学研究者的观察视野和判断尺度，导致某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结论得不到矫正，甚至愈演愈烈，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成见和“常识”，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当下建设与未来发展。可以说，文化自信的问题不解决，对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文学的理性判断便难以形成，在此基础上更难以建设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未来。
②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在世界舞台丧权辱国的近代历史使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充满了文化的焦虑，感时忧国的爱国情怀与保种强国的现实诉求经历了内在的紧张的绞杀与撕裂。在连续战败的历史经验的刺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到五四时期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文化的自卑酿成了后来人们的“全盘反传统主义”。在这种极端的羞耻感和自卑感的支配下，五四学人所提出的文化解决方案自然也陷入极端和决绝。所以，时至今日，中国文学研究要形成对自身民族文学传统的正确的、理性的认识和判断，首先要做的一件工作，仍是要清除研究者本身那种内在的近乎根深蒂固的“阶下囚”心态，确立和重建一种正当的、理性的文化自信。
③当然，提倡确立和重建一种正当的、理性的文化自信，不是要采取一种“事后之明”苛责于五四新文化先驱和学人。他们当年的决绝姿态和极端言论自有其自身的语境——大抵是在一种世界文化格局中意识到本民族文学的不足而产生的近乎恨铁不成钢的文化心态。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只要意识到自身的民族文化落后于世界，这一国家的知识分子便不乏有人起来唱衰自己的文学和文化传统。然而，今日对五四知识分子当年的决绝姿态和极端言论取“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并不意味着要忽视甚至接受他们的决绝和极端所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影响。
④总之，时移世易，今天的中国学人有更多的足够的理由重提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反映在文学研究中，既要以对民族文学传统的客观认识为基础，也要以对民族文学当下实践的理性认知为前提，还要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未来建设的必要信心。日本文学家吉田幸次郎曾说：“从文学作品来看，像中国这样只着眼于现实世界，而抑制对神的关心的文学，在其他文明地域确实少与伦比。中国虽然没有产生莎士比亚，但是，西方也没有产生李白和杜甫。”这种换一个角度看中国文学的方式，长时间却为我们本土的一些文学研究者所缺乏。个中的成因，研究者本身缺少文化的自信是一个重要因素。而所谓文化的自信，既不是文化的自大，也不是文化的自满，而是对自身民族文化之自我的充分尊重和创造发明。
（节选自王爱松《文化研究与文化自信》）
对于“文化自信”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化自信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它影响了一些文学研究者的观察视野和判断尺度。

B．文化自信影响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文学的理性判断，也影响未来的民族文化建设。

C．文化自信在五四时期达到历史最低点，这也导致当时人们提出了“全盘反传统主义”。

D．文化自信应该是正当的、理性的，不能脱离了“其自身的语境”而苛责那些文化先驱。

下列对原文的结构和内容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第①段从近3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存在的诉求引出文化自信的问题，并指出解决文化自信问题的重要性。

B．第②段回顾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局，指出要重建文化自信要清除内在的近乎根深蒂固的“阶下囚”心态。

C．第③段紧承上段，认为后人要结合当时的背景去看待五四的先驱们，重在阐释现代人重建文化自信的方式。

D．第④段和前面构成分总关系，指出文化自信反映在文学研究中的各种要求，并认为本土学者缺乏转换角度看问题的方式。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文学研究界一直存在的两种看似悖反的诉求其实都涉及到文化自信问题，也影响着民族的文化建设。

B．在近代历史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文化焦虑，充满了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判断。

C．中国某个阶段出现唱衰自己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现象在世界舞台上是少有的，不能对他们保持“同情”。

D．今天，重建文化自信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中国文学最大的问题是只着眼于现实世界，而抑制对神的关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①就中国的文化源头而言，无论是孔、孟，还是佛、老、墨翟、申、韩，孜孜汲汲，惕励忧勤，无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怀抱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自庄子、列子之后，继之以巢父、许由，乃至西晋的王衍之辈，倡导洁身自好，愿做山林高人、达士，隐士之风骤然而起。两者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我”之别： 孔、孟认得“人”字真，身心性命只是为了天下国家；而庄、列则认得“我”字真，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自己。
②事实确乎如此。在儒家学者中，孔、孟到处周游，辙环天下，孔子弟子亦不免事奉季氏。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孔、孟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所以遍行天下，希望藉此行道。
③那么，士人为何必须出仕做官？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共理想。担任官职是士人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即使是史书中所广泛记载的隐士、逸民，尽管他们远离官场，然此类隐居行为之所以被不断强调，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怀抱一种被君主征召入仕的期待。
④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孔颜之乐”自宋儒周敦颐提出之后，已经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孔颜之乐，就是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身处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究其本义，并非是说孔子以“疏食饮水”为乐，而是孔子将“不义而富贵”，视之轻如浮云。至于颜子之乐，则是倡导身处陋巷，不失自己的本心，即使身处富贵，仍能坚持自己的节操。儒家又有“仁者不忧”之说。所谓“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是一种不对个人未来祸害加以担心的境界。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为此，儒家士人也就有了“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
⑤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随之而来者，则是官员为官意识、习气的三大转变：一是从“养德”转变为“养态”，士大夫不再为可怒、可行之事而显现出刚正、果毅的德容，而是追求宽厚浑涵，不再任事敢言、忧国济时的俗状；二是从“策名委质”转变为“营营于富贵身家”，士大夫不再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营营于富贵身家，将社稷苍生委质于自己，不再认真做事；三是“功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从做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转乾旋坤，继往开来，转而变为追求富贵。
（选自《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2014年11期《新华文摘》，有删改）
对“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按照原始儒家的观点，其核心内容是兼善天下。

B．是原始儒家的理想，外在表现为依附国家体系。

C．是原始儒家追求的忧乐观，即怀抱“孔颜之乐”。

D．后期发生了异化，出仕的目的转向了个人私利。

下列对原文思路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①②段从中国文化源头说起，通过分析仕与隐的不同明确本文的讨论重点，即为何有人“居朝廷”有人“处江湖”。

B．第③段承上启下，分析“士人必须出仕做官”的原因，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任职是士人实践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

C．第④段进一步阐述士人出仕做官体现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强调士人阶级的这种依附主要不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

D．第⑤段着重剖析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异化的情况，即做官目的、依附国家体系的性质、为官意识与习气等的转变。

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仕与隐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服务天下百姓，后者是为了成就自我。

B．为了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积极入仕成为士人的必然选择。

C．儒家的忧乐观既包括“孔颜之乐”又含万民之忧，主要是为兼济天下。

D．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开始异化并逐渐衰退。

阅读下面文段，完成后面题。
唐朝的反腐败
唐太宗亲眼目睹了隋炀帝“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终致“率土分崩”，深刻指出：“为主贪，必丧其国。”他即位伊始便把后宫美女释放3000人，任其择偶出嫁。贞观十二年（638年）出巡山西，浦州刺史赵元楷大肆铺张接迎，太宗斥责他此举纯属“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唐朝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是唐律中的《职律》。唐律规定对监临主司受财“二十五匹绞”，收受钱财而枉法者“加役流”。形象点说，在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县长和处长们）贪污受贿相当于其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唐太宗曾告诫群臣“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谕劝百官不要因贪图钱财而毁了身家性命。《唐律•诈伪》设有谎报、虚报政绩罪，即自报、指使下属或授意他人谎报、虚报均属此列。《唐律•职制》设有请托说情罪，明确规定没有使用财物而仅靠人情向主管人员求办某事，也要禁止。非主管人员替别人请托，只要开口，就要杖一百；如果枉法，和主管人员同等处罚。《唐律》还规定，主管官员受财枉法，受贿相当于一尺绢的，要判处杖刑一百，并且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判处绞刑。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收受百姓财物、牛羊瓜果等供馈，或向百姓借贷财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贪污罪论处，以防止官吏对下属及百姓吃拿卡要、敲诈勒索。而普通百姓盗窃，即使五十匹，只是流放服役而已。
唐代开始，监察官“二周年一替”，且以较快的速度升迁，既鼓励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又防止了在位长久带来的弊病，因为“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唐代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是“德”、“行”两个方面。“德”包括官吏的品质、道德修养、对君主的忠、信、笃、卫等；“行’包括官吏的能力大小，守职的勤惰、政绩的好坏等。“德”的标准是“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简称“德、慎、公、勤”。这“四善”是对全国所有官吏而言的标准。行能政绩的考核标准有二十七条，称之为“二十七最”。这二十七条标准是针对各种不同业务，不同部门的官吏而言的。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下列各项中对“唐律”中相关反腐败的论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律》中的《职律》是唐朝制定的反腐败的专项法律法规，其中有对官员收受钱财进行严格的处罚的规定。

B．《唐律》规定自报、指使下属或授意他人谎报、虚报政绩，是一种犯罪，可以看出唐朝对官员的政绩考核较为严格。

C．《唐律》也禁止没有使用财物而仅靠人情向主管人员求办某事，非主管人员替别人请托，要杖一百并和主管人员同等处罚。

D．《唐律》对主管官员受财枉法有严格的规定，受贿相当于一尺绢的，要判处杖刑一百，十五匹判处绞刑。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唐太宗亲眼目睹隋朝隋朝灭亡，深刻指出官员腐败的严重后果，并在上任伊始便释放宫女3000，这反映出他反腐的决心。

B．唐太宗反对官员铺张浪费，出巡山西时严厉斥责赵元楷，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

C．唐朝对贪污受贿的处罚十分严厉，规定正七品官员贪污受贿相当于其一个多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D．为防止官吏对下属及百姓吃拿卡要、敲诈勒索，唐律规定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收受百姓财物或向百姓借贷财物等，均以贪污罪论处。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律规定普通百姓，即使盗窃五十匹绢，也只是流放服役，可见唐律对百姓犯罪处罚比较宽松。

B．为了鼓励官员的工作积极性，防止在位长久带来的弊病，唐代开始，实行监察官“二周年一替”制度。

C．唐朝主要从“德”、“行”两个方面对官吏进行考核，“德”包括官吏的品质、道德修养等，“行’包括官吏的能力大小，守职的勤惰等。

D．唐朝对官员的考核有明确的标准，有对全国所有官吏而言的标准 “四善”，还有针对各种不同业务，不同部门的官吏的考核标准“二十七最”。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多种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我国的烹饪技术讲究食医结合，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有五味调和的境界说。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在《礼记·月令》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种，并产生了“五味”说，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和”不是“同”，是建立在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通过协调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   
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研究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下列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如阴阳五行哲学思想、中医营养摄生学说、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等。

B．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绵延了170多万年，分为了四个发展阶段，风味流派繁多，有“烹饪王国”的美誉。

C．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区域文化，它在饮食文化的多个方面影响了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D．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中国的烹饪技术讲究食医结合，食物要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作用。

B．我国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要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

C．孔子说的“不食不时”，是说不吃反季节食品和定时吃饭的意思。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

D．中国人在饮食上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加工食物时要考虑季节、气候的因素。

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制作饮食的烹饪遵循了“阴阳五行”规律，不仅产生了“五味”说，而且把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

B．道教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是只要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就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

C．“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是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

D．“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问题。
同其它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zhì）、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下列有关“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礼记·祀器》中说的“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是古代典籍中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竹子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文字记载。

B．竹子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因为它外在的某些独特之处与这些君子贤人的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有契合之处。

C．戴凯之的《竹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也是文人雅士赋竹、赞竹，竹文化发展到高峰时期诞生的竹谱专著。

D．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表现出了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王徽之、袁粲等人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以广袤的竹林为托身、浪迹之所，是因为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他们沉醉痴迷。

B．魏晋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是为了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

C．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其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特点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是中唐以后的事。

D．白居易的《养竹记》总结出竹的高尚情操，刘岩夫的《植竹记》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品格赋予竹子，使竹文化更具内涵。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竹子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有一个由外表到内在的转化过程。

B．“竹林七贤”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对后代封建文人产生了莫大影响，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与竹子结下不解之缘与之有关。

C．从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到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寓情于竹、引竹自况来看，爱竹源于他们的性格。

D．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之前，“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还没有赋予慈竹和筇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