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2013届上海市奉贤区高三二模考试历史试卷

在下列古代世界的文明成果中, 兼具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的是

如右图，中华古代文明融合、诞生的核心地区位于

“我但愿你们天天注视着宏伟的雅典，这会使你们心中逐渐充满对她的热爱。当你们为她那壮丽的景象倾倒时……你们要明白自己的职责并有履行职责的勇敢精神，直至为她慷慨地献出生命”。伯利克里这段演讲强调的是

“国王在占卜者的帮助下向其祖先提问。然后对甲骨进行加热，最早是使用猪、羊或牛的肩胛骨，后来主要是龟壳。裂缝出现时，答案就由此推得”。该情景最有可能出现于

“这一制度提供了这样一种保障，即政府以个人的才能为基础，而非欧洲那样——为世袭权力所支配，故该制度不失为一种民主和平等的制度”。该制度应是

宋高宗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由此可见“市舶”的出现

观察右边油画，判断画中所描绘的是

某古代学者要从春意盎然中体会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源，也就体悟“天地生物之心”，并借此明白仁的道理。这种把自然与人心结合加以论述的学问应是

“夫宰相之名，自前朝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文中的“我朝”指的是

“凡中国人与英国人‘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发给管事官(英国领事)照办”。外国人取得上述特权始于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颠倒圣人名教，君臣伦常……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诗书典籍，一旦扫地荡尽”。这份文告的主要政治目的是

“西方的战争和国内革命使这个僵化的帝国终于出现一丝松动的迹象。帝国地方实力派认为，西方的优势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之上的，一旦这种优势消失，则外患可消，内乱可弥”。文中的“地方实力派”当指

“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伏尔泰对儒学的上述评价

宗教改革中下列言论最有可能被提到的是

作家丹尼尔•笛福说：格拉斯哥城是“大不列颠最清洁、最美好、结构最好的城市之一，……但到了1839年，它被称为存在如此大量的肮脏、犯罪、痛苦与疾病的地方”。导致这一转变的直接因素是

“你如果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着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尖铁，一切都由它托起”。威廉•李卜克内西意在说明德国

右图反映了近代中国民间社团发展概况，导致民间社团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是

“几年之内，四百家以上的新期刊出现，文章充满了白话文风格的关于西方社会和中国复兴的内容。从孔子到最受人崇敬的古代传奇人物到包办婚姻和裹足，一切传统均不再神圣”。上述现象开始于

下列运动中的口号，出现最晚的是

在近代，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后来又提出“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进行”。导致这种认识变化的直接原因是

右图是某一时期发行的一幅宣传画，其主旨当是

《新撰外国地理》课本的章节目次包括：“中国本部、满洲、波斯、印度、暹罗、法属亚洲、英属马来半岛、英属加拿大及黑暗大陆总论等”。这本书是

1925年1月，中共党员人数为994人，10月增至3000人，年底发展到10000人。这一时期中共人数快速增加的原因是

乔治•凯南在1946年初写道：“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我们的德国部分建立一种独立的形式，让它具备足够的满足，足够的安全和足够的优势，不受制于来自东方的威胁”。这表明他主张

右图反映的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城镇人口数的变化情况。其中，导致从C到D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会议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使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该会议是

“横空出世一战中，社会制度初显优；二次大战建大功，一朝解体两极终”。文中描写的国家是

79岁的杨老先生少年时的习作“不要放鞭炮”写道：“新年到，放鞭炮，……金钱耗去太无聊！如今国仇还未报，不如省钱买枪炮。……救国不靠空口号，实地工作最紧要！”其中“国仇”指的是

“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这首民谣主要反映的是

“70年代，……美国电影对现时中国政治题材的表现越来越少，传统的中国与华人形象又走上银幕。70年代中期，影星布鲁斯•李（即李小龙）所塑造的中国功夫形象风靡一时”。与此直接相关的是

“法律条文没有作出规定的，法官就不能受理。譬如有公民的奴隶被人拐走或偷跑掉，此公民要求法律受理就要找法官，向他申明：根据某某法律，我认为此奴隶应归我所有。法官确认后才能受理”。这一描述主要说明罗马法

中国的“民主”，最早在《尚书》中有：“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于成汤”。伯里克利曾骄傲的说：“我们的制度被称作民主政治，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在多数人手里”。对以上两段材料中的“民主”解读最恰当的是

1904年，上海《警钟日报》发表了光复会领袖之一陶成章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观点：“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族）是也！”对此评论最恰当的是

魏源对英国的政治制度作了这样的描述：“国立宰辅大臣，共商事务。国家费用，先与乡绅会议，而后征纳。……有要务则国王召议事百十三员会议，与中国军机、都察院无异”。对此评论最为恰当的是

“对苏联同情之美感，有的甚至替它大肆鼓吹，以为苏联成功之秘诀，在于它的社会经济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以上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言论共同体现了

世界近现代史的分期
材料一：布鲁尼（1369—1444）的《佛罗伦萨史》，不再从上帝创世而是从佛罗伦萨的建城写起；不再记述有关佛罗伦萨建城的神怪传说和奇迹，而是更多地描写佛罗伦萨当时的政治生活。
——据《西方的历史观念》
材料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世界通史教材，对世界近现代史的分期先后出现两种主要做法：①近代史开始于1640年，现代史开始于1917年；②近代史开始于1500年前后，现代史开始于1900年前后。
（1）据材料一，分析布鲁尼的历史撰述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思想潮流。
（2）任选材料二中的一种分期方法，分析其史实依据。
（3）有学者认为，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也是指人们对往事的记录。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周文疲弊”
著名学者牟宗三认为：“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到春秋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叫它做“周文疲弊”。诸子思想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谓社会问题，也不是笼统地民生疾苦问题……他们是针对周文疲弊而发。从这个地方讲诸子起源的问题，才是中肯的。”
（1）根据材料，“周文疲弊”的涵义是什么？
（2）为什么到春秋的时候会出现“周文疲弊”的问题？
（3）儒家和法家提出了哪些解决“周文疲弊” 的主张？

上海开埠——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材料一：（1845年）终于公布了第一次《土地章程》。……最早（签订租地协议）的是宝顺洋行，又称颠地公司。……洋行所在位置为“东至黄浦滩，西至公路，南至第九分租地，北至公路（公共使用的道路）”，其中能确切定位的界限只有东至黄浦滩，而西界和北界皆为公路，似乎难以定位。且所载第9分地，因道契遗失，也难觅踪影。

材料二：《外滩，1849年》，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外滩的全景画，为画家蒙太尔多的作品，描绘上海开埠初的景观。如图所示，由左往右分布为：华记洋行、中国海关、宝顺洋行、李百里洋行及仓库……以及英国领事馆。
材料三：英人一直谋求一块合适的土地建造领事馆。英国领事巴富尔自商议英租界时就一直觊觎苏州河南岸与黄浦江河岸交界处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北到苏州河的地块。……巴富尔给英国领事馆选址时可谓极具眼光，“英国的军舰在这里可以停泊，可以使英国人看得见而感到安全，我们的目的是在完全控制扬子江。我们藉着据有这个要塞的威力即可以向中国政府要求公允的条件，以稳定我们的商业关系”。
——材料选自《外滩何处是“源”》，2013．3．18《文汇报》
（1）宝顺洋行获得租地所依据的主要文件及内容是什么？
（2）《外滩，1849年》对了解上海租界和外滩有什么帮助？
（3）根据材料，谈谈你对上海租界和外滩的认识。

19世纪的欧洲
今日我们的生活，有许多方面仍是承继19世纪，特别是帝国的年代，或由其所形塑。……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很难平心静气地回顾这个世纪，回顾这个由于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而创造了世界历史的世纪。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个时代特别使人容易动感情，因为它是世界史上的欧洲时代。……1914年后他们将遭遇些什么，回应些什么，都已暗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14年之间的机遇里。
——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1）为什么说19世纪是“世界史上的欧洲时代”？
（2）如何认识“1914年后他们将遭遇些什么，回应些什么，都已暗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14年之间的机遇里”？请具体分析说明。

陈独秀眼中的中西文化
《东方》记者又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伊古以来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故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基础之固有文明，与现时之国体，融合而会通之，乃为统整文明之所有事。”呜呼！是何言耶？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 the people）而非为民（for the 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旨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乃日本人用以影射民主主义者也，其或径用西文Democracy而未敢公言民主者，回避其政府之干涉耳），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倘由《东方》记者之说，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则仍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不换药耳。毋怪乎今日之中国，名为共和而实不至也。即以今日名共和而实不至之国体而论，亦与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绝无融合会通之余地。盖国体既改共和，无君矣，何谓君道？无臣矣，何谓臣节？无君臣矣，何谓君为臣纲？如何融合，如何会通，敢请《东方》记者进而教之，毋再以笼统含混之言以自遁也。
——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1919．2，原载《新青年》6卷2号）
（1）简述陈独秀与《东方》杂志论争的社会背景。
（2）概述材料中陈独秀与《东方杂志》记者的主要分歧。
（3）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谈谈你对陈独秀中西文化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