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引入政治史的研究，不仅能弥补传统政治史研究的不足，而且拓宽了政治史研究的视野。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辛亥革命前十余年间大量的报章杂志中，处处可见关于黄帝的各类论述，蔚为一股“黄帝热”。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材料二  1925年3月12日，“革命尚未成功”之际，孙中山却先行病逝。……着手修建中山陵的同时，留守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筹款五十万元，在广州修建孙中山纪念堂和纪念图书馆。当时，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困窘，但还是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比如要求政府职员捐薪、向人民收取呈词附加费、销售孙中山纪念章、发动各校学生向全社会劝捐、要求各县县长担任额定募捐任务，等等，千方百计筹措这笔款项。
——李恭忠《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精神溯源》
（对上述事件，有社论指出）爱你的国父，如像爱你的祖先一样，崇仰革命之神如像昔日之神一样，努力把“国”之意义在建筑中象徵之出来，努力以昔日建祠庙之热诚来建今日国父之会堂及图书馆！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1日）
领袖崇拜可以这样来看：即既存在着自发的领袖崇拜，也存在着“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领袖崇拜灌输。
——李恭忠《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
材料三  1933年，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政府杀害6年后，北平各界发起了公葬李大钊的活动。这次公葬除了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青年学生外，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层人士、社会各界团体（如北京大学）、各类知识分子（如胡适、鲁迅）纷纷在这次公葬活动中亮相，这显示了当时民国政治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李宗刚、陈志华《公葬李大钊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生态》
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黄帝热”是三民主义中哪种革命思想的文化象征？这种革命思想有何局限性？
（2）据材料二，孙中山崇拜仪式偏重于“自发的”还是“系统的”领袖崇拜？对此，你做何评价？
（3）据材料三分析，当时民国政治文化生态“复杂而多元”的原因是什么？并依据时代背景与所学知识，以¨复杂而多元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生态”为主题，阐明社会各界代表出席李大钊公葬的不同意图。（要求：言简意赅；论述准确；表述成文；120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