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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节选）
①1868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对中国地貌和地理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他从亲身的考察和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古代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令后世赞叹和瞻仰的遗迹和文物。
②李希霍芬的偶然发现，在以后半个世纪中竟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也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认证。后来经过他编著书籍加以宣扬，丝绸之路为世人熟知。
③平心而论，丝绸之路原本只是对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历史毫无所知的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当时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在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由于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
④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走的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尔后50年，丝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⑤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丝绸之路的发展，曾引发了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

B．1868年李希霍芬发现了丝绸之路，让丝绸之路从此被世人熟知，而直到1910年历史学家赫尔曼才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认证。

C．丝绸之路是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

D．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目的是为了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

对文中画线语句的理解最准确的一项是（    ）

A．丝绸之路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伸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的结果，否则，实际的丝绸之路要短得多。

B．随着考察和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也慢慢加长，逐渐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伸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

C．如果不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丝绸之路就不会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伸到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

D．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发现，丝绸之路比人们认识到的要长，它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伸到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

下列不属于丝路学研究的意义的一项是：

A．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B．推翻了欧洲学术界对东方文明的歪曲认识。

C．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D．反映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楼房可以是城市最为直接醒目的外观，重视它，也没什么错。但城市的本质从来都是人的精神的外化。有多少不同的精神风貌，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城市景观，并不只是豪华的外观所能够呈现出来的。人们经常称赞城市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正是对这种美的理想追求，使得城市成为了人的精神的载体，并得以艺术性的外化和升华。在现代化的行进途中，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体现，首先需要对在城市建设中如此低劣而拥挤在一起的房子说不，而多建设一些富于艺术气质的建筑，如北京的“鸟巢”、上海的“东方明珠”、苏州贝聿铭新设计的博物馆等。
梁思成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感慨：城市里到处是房子，而没有建筑。的确，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首先发现，和世界那么多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我们似乎最缺少的就是高楼大厦，于是，人配衣服马配鞍一般，我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的外观，于是便越来越倾心倾力地盖房子。城市建设仅仅沦为梁思成先生批评的住人的房子，恰恰淹没了人本身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主体性位置。
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另一方面体现，还应该在于城市管理的大气，它的眼界，它的以人为本，尤其是对下一代的关怀方面。毋庸讳言，我们许多城市的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和公共天地，并没有真正充分地为公众服务，不少公园的门票一涨再涨，博物馆更是绝少对儿童免费开放。城市之所以不能够完全听凭经济的管理，还需要文化的领引，就在于文化更有益于世道人心以及对下一代心灵的滋润。城市管理中所体现的公共关怀丰富细致，是一座城市精神与文化品质的提升与彰显。
城市精神与文化，最终要落实在人的身上，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品质与风貌。人与城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断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才能够不断提升城市的精神高度与文化的海拔线。说到底，重视城市精神的建设，其实关系着城市建设的最终归宿。
（《文汇报》）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梁思成先生感慨的城市里到处是房子，而没有建筑，是说城市建筑没有城市精神。

B．城市建设中有如此低劣而拥挤在一起的房子，就是说建筑质量低，规划不合理。

C．人们经常称赞城市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就是因为城市建筑流畅有精神美感。

D．城市公园和博物馆向公众尤其是向孩子们开放，是良好城市精神的体现。

下列关于“城市精神”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城市精神，首先需要面对在城市建设中低劣而拥挤在一起的房子说不。

B．城市精神还体现在它的眼界，它的以人为本，尤其对于下一代的关怀方面。

C．不断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才能够不断提升城市的精神高度与文化的海拔线。

D．北京的“鸟巢”、上海的“东方明珠”等一些富于艺术气质的建筑不能代表城市精神。

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梁先生所说的我们似乎最缺少的就是高楼大厦，就是指城市建设缺少艺术性。

B．城市的本质从来不都是人精神的外化，因为人的喜好有相同和相似的地方。

C．作者建议城市管理要以人为本，就是要多一些公共关怀，尤其是要给下一代多一些心灵的滋润。

D．越重视城市精神建设，城市就越有风格品位和艺术性。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①在现时的中国，从政界、学界到大众传媒，“城市化”是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它拥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
②“城市化”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是由政府规划并倡导实施的一项国家目标，它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由国家及各级政府组织所担当，并被广大社会成员所内化。
③“城市化”思想理论的重要源流之一就是发展主义。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发展主义一直担当着驱动社会、引领思潮的动力源泉的重要角色，由“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记忆中沉淀凝练而成的朴素真理——“发展是硬道理”，早已成为中国人广泛认同的观念意识。在今天，“提速城市化”也被人们看成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同时让经济更上一个台阶，实现现代化大目标的无可选择的选择。
④就概念而言，“城市化”所涵盖的内容应该包括人口、生态的侧面，社会结构的侧面，生活结构的侧面和社会意识的侧面。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城市化”被简单地解释为人口学的过程，被等同于产业化或者被解释为城市的扩展和再开发。人、社会以及生活、意识等方面的内容被忽视了。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与城市化主旨相违背的制度设置或实际举措，实际上出现了扼制城市化、片面城市化、逆向城市化等反城市化的倾向。如用身份制（户口）形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无疑是具有扼制人口城市化的意图和实际功效；将流向城市的农民设置为“流动人口”即产业化所需的“劳动力”人力资源，这样的城市化不能不说是片面的城市化。城市改造中直接造成了具有逆向城市化特征的社会迁移，政府官员的政绩需要和房地产商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成为旧城改造运动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城中心的原住居民被大量迁往城市边缘和远郊，中下层城市居民生活结构遭到破坏，生活、工作、消费场所的分离等等。城市扩展和城市改造，正使大量被征地农民与城市动迁居民利益受损，造成城市下层的进一步贫困化，直接造成了反城市的“民怨”。令人担忧的还在于，一哄而起的人为的“造城运动”正在破坏着城市作为文化积淀物和文化载体的价值，破坏城市的文化生态。事实上，千城一面的景象在中国隐约可见。
⑤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所凸现的一些社会问题也不容忽视，只有实现了人口、社会、经济、生活意识等方面的协调匀衡的发展，才能形成真正的现代城市，才能体现城市化的主旨。
下列对“城市化”的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城市化”是由政府规划并倡导实施的一项国家目标， 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B．“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受到了政界、学界和大众传媒等广泛关注。

C．“城市化”受到了中国人广泛的内化和认同，但在实施的过程凸现了许多社会问题。

D．“城市化”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城市规模越大，经济发展也越快，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越好。

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城市化”被简单地看成是城市的扩展和再开发，注重产业化而忽视了其他的因素。

B．城市户籍制度的存在，具有遏制人口城市化意图的实际功效。

C．城市的改造过程中，追求的是官员的政绩和房地产商的利润，而不是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D．提速城市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同时让经济更上一个台阶的唯一途径。

依据文章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发展主义是“城市化”的主要思想和理论根源，在中国它担当着驱动社会、引领思潮的动力源泉的重要角色。

B．“城市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能实现现代化大目标，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付出了许多代价。

C．人口城市化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大量农村人口迁往城市，二是大量城市中心的居民迁往城市边缘和远郊。

D．在“城市化”实施的过程中，一哄而起的人为的“造城运动”，破坏了城市的文化生态，往往造成千城一面的景象。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小题
梅格与人格
为什么梅花能够与人格如此胶合为一体呢?因为梅花的形象特征与某种道德评价的思想价值完全吻合。
首先是梅花的色淡气清。清淡是对浓艳的否定。浓艳为俗，清淡超俗、高雅。而高雅脱俗，是文人学士所追求的质索，所标榜的气度。宋熊禾《涌翠亭梅花》言：“此花不必相香色，凛凛大节何峥嵘!”梅花之神，在峥嵘之“大节”，而不在表面之“香色”。放翁《梅》诗也说：“逢时决非桃李辈，得道自保冰雪颜。”颜色的清淡正与高士之“得道”契合了。
其次是梅姿的疏影瘦身。戴禺说：“精神全向疏中足，标格端于瘦处真。”梅花之影疏，显露出人的一种雅趣；而梅花之瘦姿，则凸现了人的一种倔强，因而是人格坚贞不屈的象征。清恽寿平《梅图》说：“古梅如高士，坚贞骨不媚。”顽劲的树干，横斜不羁的枝条，历经沧桑而铸就的苍皮，是士人那种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决不向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作丝毫妥协的人格力量和斗争精神的象征。
也正因为梅花具有此种不屈的品格，它才冲寒而发。为了将美好的春天的信息，尽早报告给人间，梅花心甘情愿被雪礼葬，在所不惜：“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为传春消息，不惜雪埋藏。”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真可感天地，泣鬼神!
再次是梅花的景物陪衬。梅花色淡，姿瘦，神韵高雅，而配合其环境的是月光、烟影、竹篱、苍松、清水和寒雪，这就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烘托出梅花的“高标逸韵”，收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宋杨无咎《柳梢青》云：“雪月光中，烟溪影里，松竹梢头。”这就是梅花的陪衬意象群：寒雪、淡月、清流、薄（疏）雾、劲松、瘦竹。其清一贯，其骨相通。张道洽《梅花》诗云：“雅淡久无兰作伴，孤高惟有竹为朋。”梅品之“雅淡”，梅格之“孤高”，惟有虚心、有节、耐寒、清淡的竹是它的友朋，诠释了陪衬的艺术力量。
唐朱庆余《早梅》诗更是将雪、露、松、竹与梅并在一起写，让人们受到最清幽、最高雅的浑融境界的视觉冲击：“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艳寒宜雨露，香冷隔尘埃。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万物难陪，只有雪、露、松、竹，堪与“一处栽”也。众多的意象，将梅花的形象衬托得愈发幽雅、高贵。
《孤本元明杂剧》中有《渔樵闲话》，将松、竹、梅定为“岁寒三友”。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正式出现“岁寒三友”，还是在南宋期间，如陆游《小园竹间得梅一枝》云：“如今不怕桃李嗔，更因竹君得梅友。”梅与竹，不仅为“友”，而且同属于“君”。林景熙《五云梅舍记》说：“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因为这三种植物，它们所象征的中国士人的那种精神的至高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下列对梅姿“疏影瘦身”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梅如高士，坚贞骨不媚”说明古梅的疏影瘦身，甚合高雅之士的人格力量和斗争精神。

B．梅的“疏影瘦身”，影疏显露出人的一种雅趣，瘦姿则凸现一种不屈精神。

C．疏影横斜的枝条，历经沧桑的苍皮是士人不向恶势力妥协的人格力量的象征。

D．梅花具有“疏影瘦身”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它情愿被雪埋葬，也要尽早报春。

关于“梅花与人格胶合”的理解，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梅花在诗词中出现，往往配合着竹篱苍松清水和寒雪，它们之间清淡一致，风骨相合。

B．梅花色淡气清，表现高雅脱俗，文人学士追求高雅脱俗，二者气质风格相合。

C．梅花冲寒而发，不畏恶劣环境，士入崇尚不畏强暴，不向恶势力屈服，二者人格相合。

D．梅花“淡雅”，梅格“孤高”，竹子才是它的好朋友，这与文人雅士的交友志趣相合。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观赏梅花不要着眼于梅的香色，只观赏梅花的峥嵘大节就够了。因为梅花之神在“大节”，而不在表面之“香色”。

B．最早在元朝就出现了“岁寒三友”的说法，表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三者之间的相同品节，它们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完全一致。

C．《孤本元明杂剧》中的《渔樵闲话》将松、竹、梅定为“岁寒三友”，也是为了衬托梅花，诠释了陪衬的艺术力量。

D．诗人在写梅花时，往往将雪、露、松、竹放在一起写，让人感受到最清幽高雅的视觉享受，让梅更加高贵、幽雅。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苏轼的故乡观
综览苏轼关于故乡、异乡的众多文字表达，可以看出苏轼是一个有浓厚怀乡情结的人。故乡首先是地理意义的出生之所。对此苏轼有明确交代，多次说他的家在剑外之地、岷峨之间、蜀江之上。“吾家蜀江上， 江水绿如蓝。”他虽总在异乡漂泊，但总忘不了其“蜀士”身份。其次，故乡是宗族意义的团聚地。在异地他乡，遇到两类人最易牵起怀思故乡的心肠。一是来自故乡的乡人。“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那种共饮一江水的同里感觉让身在异乡的他难忘。二是到故乡去做官的人。苏轼总会夸故乡的山水、风物等：“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 ”
最后，故乡是文化心理的生活区。在异乡，苏轼常用故乡的山水、风物、典故来比照，在黄州见到美丽的海棠，他不禁发出是否来自故乡的疑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 ”不仅如此，他还将故乡的文化移植到他乡，让异乡充满故乡的气息。他在湖州写的《何满子》词中的岷峨、江汉、当垆人等都是故乡的符号。
不断怀念故乡的苏轼，事实上却是于三十三岁时第三次出川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苏轼的后半生在贬谪流放中度过，长期处于“无家”的状态，“逐客如僧岂有家”，不得不忘记地理、家族和文化心理意义上的故乡，认他乡为故乡。
但要认他乡为故乡，又要经历几个必要的思维阶段。首先将故乡具化， 与异乡对立。苏轼常以比眉州更大的地名或山水、云月来代表故乡，如成都、青城、峨眉、岷江等。故乡的具化一定程度上就是迁移人对异乡的排斥，这既可发生在迁移初期的凤翔，又可发生在饱经迁移之苦的惠州。其次是将故乡泛化。不具述与眉山有关的地名，而只说“故园”、“故山”、“归路”、“归去”等泛化字眼，以表现对宦途世味的梦幻感受。此时的故乡是烦恼人生的虚化寄托，是对现实漂泊处境的抗衡工具，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眉山。然后是将故乡意念化。
所谓意念化，就是不执泥于出生地的故乡，一切随缘，适意，将足之所履和心之所安处都视为故乡，“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时的故乡只是一种意念，一种理想的旷达人生态度，不再与异乡对立。最后是，实现故乡的异乡化，甚至是异乡的故乡化。对苏轼而言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异乡的和睦相处，把异乡变成要归去的“家”之所在地。如果异乡的风景足够好，苏轼甚至会“贬低”故乡：“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对异乡的山水、人情等的好感至极， 苏轼就会用佛教思维，将异乡“前生”化为故乡：“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另一种是受命运驱策打击，颠沛异乡，与魂牵梦萦的故乡阻隔时，扩大心胸，寓寄于物，发现异乡的种种优点。先将异乡寄托甚至实体化为身体和心灵栖息的故乡， 最后实现对故乡和异乡阻隔的超越，以一种处处吾乡处处家的心态来对待每一次实际非常痛苦的贬谪经历。
（选自《苏轼的故乡观》，有删改）
下列对于“苏轼故乡观”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故乡的内涵之一是地理意义的出生之所，苏轼多次说他的家在剑外之地、岷峨之间、蜀江之上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

B．故乡是苏轼文化心理的生活区，在异乡见到美丽的海棠苏轼也要发出是否来自故乡的疑问，充分体现了他对故乡的依恋。

C．故乡是苏轼烦恼人生的虚化寄托，是苏轼对现实漂泊处境相抗衡的工具，此时的故乡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眉山。

D．当故乡是个意念化的概念时，苏轼把足之所履和心之所安处都当作故乡，此时的故乡代表的是一种理想的旷达人生态度。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来自故乡的乡人和到故乡去做官的人往往会勾起苏轼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这在其诗歌中都有所体现。

B．苏轼虽然有浓厚的怀乡情结，但他在被贬谪远离故乡之后就对故乡的情感日益淡薄，乃至把他乡认作故乡。

C．为了表现对宦途世味的梦幻感受，苏轼将故乡泛化，只说“故园”、“故山”、“归路”、“归去”等泛化字眼。

D．“故乡的异乡化”是指苏轼把异乡变成要归去的“家”之所在地以及身体和心灵栖息的故乡。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

A．“吾家蜀江上， 江水绿如蓝”中的“蜀江”是苏轼地理意义的故乡，“此心安处是吾乡”中的“吾乡”是意念化的故乡。

B．苏轼对故乡的具化就是他对异乡的排斥，这既可发生在迁移初期的凤翔，又可发生在苏轼饱经迁移之苦的惠州。

C．苏轼长期过着贬谪流放的生活，处于“无家”状态，因此他有时贬低自己的故乡：“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D．泛化了的故乡让苏轼实现了对故乡和异乡阻隔的超越，使他能够以旷达的心态来对待每一次实际非常痛苦的贬谪经历。

阅读下列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佛教石窟艺术
李泽厚
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现象。宗教艺术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的宗教宣传品，它们是信仰、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它们的美的理想和审美形式是为其宗教内容服务的。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它为国教，是这种统治的法律标志。它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孕育出中国的禅宗教派而走向衰亡。它的石窟艺术也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阶级的升降和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发展，以自己的形象方式，反映了中国民族由接受佛教而改造消化它，而最终摆脱它。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这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意识的行程，所以，尽管同样是硕大无朋的佛像身躯，同样是五彩缤纷的壁画图景，它的人世内容却并不相同。如以敦煌壁画为主要例证，可以明显看出，北魏、隋、唐（初、盛、中、晚）、五代、宋这些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神的世界。不但题材、主题不同，而且面貌、风度各异。
无论是云冈、敦煌，还是麦积山，中国石窟艺术最早要推北魏洞窟，印度传来的佛传、佛本生等印度题材占据了这些洞窟的壁画画面。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而是雕塑。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和烘托。四周壁画的图景故事，是为了托出中间的佛身。信仰需要对象，膜拜需要形体。人的现实地位愈渺小，膜拜的佛的身躯便愈高大。然而，这又是何等强烈的艺术对比：热烈激昂的壁画故事陪衬烘托出的恰恰是异常宁静的主人。北魏的雕塑，从云冈早期的威严庄重到龙门、敦煌，特别是麦积山成熟期的秀骨清相、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那种神情奕奕、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人们把希望、美好、理想都集中地寄托在它身上。它是包含各种潜在的精神可能性的神，内容宽泛而不定。它并不显示出仁爱、慈祥、关怀等神情，它所表现的恰好是对世间一切的完全超脱。尽管身体前倾，目光下视、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怀或动心。相反，它以对人世现实的轻视和淡漠，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为特征，并且就在那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四周壁画的悲惨世界中，显示出他的宁静、高超和飘逸。似乎肉体愈摧残，心灵愈丰满；身体愈瘦削，精神愈高妙；现实愈悲惨，神像愈美丽；人世愈愚蠢，低劣，神的微笑便愈丰睿智、高超……在巨大的、智慧的、超然的神像面前匍匐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朽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深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强烈情绪，但它又仍然是当时人间的形体、神情、面相和风度的理想凝聚。尽管同样向神像祈祷，不同阶级的苦难毕竟不同，对佛的恳求和憧憬也并不一样。
（选自《美的历程·佛陀世容之悲惨世界》）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敦煌壁画在不同时代神的世界有所不同，比如题材、主题、壁画中人物的画貌、风度不同等．这能够说明华夏传统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

B．北魏佛像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无论是龙门、敦煌还是麦积山等，佛像都秀骨清相、长脸细颈、神采奕奕、飘逸自得。

C．宗教和宗教艺术都是异常复杂的现象，都是用来信仰和崇拜的，但宗教艺术并不是单纯用来观赏的，一般是特定时代阶级的宗教宣传品。

D．神像的巨大、智慧、超然使跪倒在它们面前的芸芸众生显得十分渺小，但即使这样．跪拜祈祷的人们因阶级的不同而对佛的恳求也不同。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南北朝频繁的战乱背景下，佛教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和流行，其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池位的法律标志脸是北魏和南梁宣布它为国教。

B．中华民族对佛教的态度经历了接受、改造、消化、摆脱的过程．这是一个深刻的思想意识行程，体现了中国人对宗教的深刻理解。

C．云冈、敦煌、麦积山等洞窟的所有璧画都是佛像的陪衬，用营造出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悲惨世界来显示佛像的高超和飘逸等。

D．北魏时代的石窟被人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石窟艺术，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洞窟中的壁画描绘的是由印度传来的佛传、佛本生内容。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佛教石窟艺术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宗教艺术形式之一，这种艺术是为宗教内容服务的，会在时代变迁、阶级变化等方面发生变化。

B．为显示洞窟佛像雕塑的面部宁静，先民们在创作雕像时将壁画人物与佛像相对比，以及将现实生活中人物的渺小与佛像的高大相对比。

C．中国佛像雕塑寄托了中国人的未来、美好、希望，但佛像本身却没有显示出慈祥、仁爱的神情，似乎对人类没有什么关怀和动心。

D．高大的佛像体现的是人间的神情、面相、风度，是由人世间渺小的生命建造的，折射了世间的人们对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情绪。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三种人生态度
粱漱溟
“人生态度”是指人日常生活的倾向而言，向深里讲，即入了哲学范围；向粗浅里说，也不难明白。依中国分法，将人生态度分为“出世”与“入世”两种，但我嫌其笼统，不如三分法较为详尽适中。
按三分法，第一种人生态度，可用“逐求”二字以表示之。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诱，一面受问题刺激，颠倒迷离于苦乐中，与其他生物亦无所异；此第一种人生态度（逐求），能够彻底做到家，发挥至最高点者，即为近代之西洋人。他们纯为向外用力，两眼直向前看，逐求于物质享受，其征服自然之威力实甚伟大，最值得令人拍掌称赞。他们并且能将此第一种人生态度理智化，使之成为一套理论——哲学。其可为代表者，是美国杜威之实验主义，他很能细密地寻求出学理的基础来。
第二种人生态度为“厌离”。第一种人生态度为人对于物的问题。第三种人生态度为人对于人的问题，此则为人对于自己本身的问题。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其他动物全走本能道路，而人则走理智道路，其理智作用特别发达。其最特殊之点，即在回转头来反看自己，此为一切生物之所不及于人者。当人转回头来冷静地观察其生活时，即感觉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足使人感觉人生太无意思。如是，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此态度为人人所同有。世俗之愚夫愚妇皆有此想，因愚夫愚妇亦能回头想，回头想时，便欲厌离。但此种人生态度虽为人人所同具，而所分别者即在程度上深浅之差，只看彻底不彻底、到家不到家而已。此种厌离的人生态度，为许多宗教之所由生。
第三种人生态度，可以用“郑重”二字以表示之。郑重态度，又可分为两层来说：其一，为不反观自己时——向外用力；其二，为回头看自家时——向内用力。在未曾回头看而自然有的郑重态度，即儿童之天真烂漫的生活。儿童对其生活，有天然之郑重，与天然之不忽略，故谓之天真；真者真切。天者天然，即顺从其生命之自然流行也。于此处我特别提出儿童来说者，因我在此所用之“郑重”一词似太严重，其实并不严重。我之所谓“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其生活放在当下，元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几与向前逐求差不多少，但确有分别。此系言浅一层。更深而言之，从反回头来看生活而郑重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发挥郑重。这条路发挥的最到家的，即为中国之儒家。此种人生态度亦甚简单，主要意义即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此话虽平常，但一切儒家之道理尽包含在内。儒家最反对仰赖于外力之逼催，与外边趣味之引诱往前度生活。引诱向前生活，为被动的、逐求的，而非为自觉自主的；儒家之所以排斥欲望，即以欲望为逐求的、非自觉的，不是尽力量去生活。
此三种人生态度，每种态度皆有浅深。浅的厌离不能与深的逐求相比。逐求是世俗的路，郑重是道德的路，而厌离则为宗教的路。即以我言，亦恰如此。在我十几岁时，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转于儒家。厌离之情殊为深刻，由是转过来才能尽力于生活；否则便会落于逐求，落于假的尽力。故非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不能尽力生活。而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经过厌离之后。
（选自《人生的艺术》，有删节）
对“三种人生态度”的解释，不准确的一项是

A．“逐求”意即人于现实生活中受趣味引诱和问题刺激，逐求予物质的享受。

B．“厌离”是人被欲望和种种社会现象纠缠感到人生太苦、太无意思而产生的人生态度。

C．“郑重”的态度在“向外用力”时就是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

D．“郑重”的态度在“向内用力”时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与“逐求”相近。

根据原文内容，下面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近代之西洋人将“逐求”理智化，并使之成为一套理论，杜威之实验主义是其中的代表。

B．与其他动物走本能道路不同，人的理智作用特别发达，突出表现为能回转头来反看自己。

C．儒家最反对仰赖于外力之逼催与外边趣味之引诱往前度生活，因为这不是自觉自主的。

D．逐求是世俗的路，郑重是道德的路，厌离是宗教的路，三种人生态度各有所长，相互补充。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作者对人生态度的三分法与中国传统的“出世”“入世”二分法有着根本的区别。

B．“厌离”的人生态度人人都有，分别在于程度上深浅之差，只看是否彻底、到家。

C．“郑重”一词用于儿童看似太严重，其实是为了强调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

D．作者自己的经历证明，只有经过厌离后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才能尽力生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古典诗文中的“扁舟”意象
“扁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扁舟情结。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也不具备悲凉或者超脱的韵味。《史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扁舟”有隐遁之味，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扁舟”在古代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只小船，它随着无数文人跌宕坎坷命运的无限延伸，演化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处世观。在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支配下，古代文人或积极入世，或隐身出世。对于潦倒困厄的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漂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扁舟”意象的基本蕴含。古代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科举、或被放逐，他们背井离乡，天涯漂泊，充满无尽的羁旅乡愁。“扁舟”既是游子漂泊的凭靠，也是其羁旅之愁的寄托。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诗句，其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出现得最频繁，表现漂泊思乡的意绪也最强烈。他诗中的“扁舟”意象，承载着诗人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历尽艰辛的典型写照。
“扁舟”意象的另一典型蕴含是“自由”。庄子说“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现实有太多压抑和束缚，他们渴望在“扁舟”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一境象，表达了他面对被贬谪的处境，渴望摆脱精神苦闷，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以温和沉浸的心态，表达了与苏轼同样的心境：“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条小船附着于万顷碧波之上，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轻漾，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自由精神。
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归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扁舟”意象中既蕴含着他们人生的理想与期冀，也蕴含着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范蠡是古代文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更多人却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们仕途失意而隐居的一个意象。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诗句，流露出过隐居生活的念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明了他在现实压抑下，欲放浪江湖，过隐逸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常见的“扁舟”意象中，无论是矢志漂泊，还是追求自由，抑或是失意隐居，无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写照，虽蕴含仕途坎坷失意的无奈与消极，但为后世树立了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光辉典范。
关于“扁舟”的理解，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典诗文中“扁舟”这一最常见的意象寄托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

B．最早的“扁舟”意象，是“隐遁”的象征，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C．在中国古代文人眼里，“扁舟”不仅是一只小船，它演化为文人在跌宕坎坷命运中绝处逢生的处世观。

D．对潦倒困厄的文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心路历程的写照，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下列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古代羁旅乡愁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成为羁旅之愁的寄托。

B．“扁舟”意象寄托着古代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生活、渴望摆脱精神苦闷的愿望，具有一种宇宙意识和自然精神。

C．常见的“扁舟”意象往往蕴含着古代知识分子过隐逸生活的愿望，让人感受到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

D．范蠡和李白、苏轼相比，前者是功成身退的典范，后两者则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他们笔下的“扁舟”都象征了他们的理想归宿。

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但后来它越来越被失意文人所钟爱，成为具有 仕途坎坷、羁旅漂泊、摆脱束缚等多种象征意蕴的意象。

B．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最强烈地表现了漂泊思乡的意绪，承载着作者生活的苦难和不幸。

C．“扁舟”意象蕴含着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隐居”成为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

D．常见的“扁舟”意象流露出了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坎坷失意的倾诉，却树立了无数个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典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儒家的政治伦理
汤一介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没有“以人为本”的“道德理想伦理”，“政治伦理”是无从谈起的。
如何“修身”?孔子提出要“修德”“讲学”“徙义”“改过”，这样才能“下学上达”，成为君子，才能使自己有个“安身立命”处。
如何“齐家”?儒家把“孝”作为家庭伦理的基本。《论语·学而》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注疏》（《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中说：“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则生爱敬之心，是常道也。”“爱”与“敬”发乎人之本性，非外力所加，自然如此。费孝通先生对此有一新的解释说：家庭伦理“孝”的意义在今天主要应体现在“尊敬祖先和培养优秀的后代”上。这就是说：对祖先要尊敬，对后代要担负起精心培养的家庭责任。
如何“治国”?在中国，如果说“家庭”是个小社会，“国”则是一个大社会。一般认为，中国前现代是专制的“人治”国家，而西方近代则是“民主”的“法治”国家。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应该说在前现代儒家的理想应是以“礼法合治”治国。《礼记·坊记》曰：“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意谓“礼”是君子为防止超越道德所设立的界限；如果用“礼”不能防止道德败坏，那么就要用“刑”来制止为非作歹、祸乱社会的行为；如果“刑”还有不足之处，则可以用“法令”来补充，以防止社会贪欲横流。可见，“礼”“刑”“令”三者功能不同，但都带有制度性的意义。贾谊《陈政事疏》中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这是说，“礼”的作用是要在人们犯错之前就加以防范，而“法”是在人们犯错之后加以惩治。“刑法”的作用易见成效，而“礼”的作用难以立竿见影。这说明，“礼”要靠道德教化长期养成，“法”是一种外力所加的不得不备之举，不遵守“礼”的要求，就叫“出礼”（或“越礼”），“出礼”就会“入刑”。所以中国儒家认为“礼”和“法”有着表里相依的关系。《汉书·礼乐志》中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的作用是调节人民心之所求，“乐”的作用是表达人民追求和谐相处的要求，“政”是要求处理“政务”顺民情而能行通，“刑”是为了防止人民“出礼”而“入刑”所设立的。我认为，这也许是儒家“以人为本”的政治伦理所求。
如何“平天下”?此句应理解为“如何使天下平”。此“平”或有三义：“平”可作“和平”解，如尧对舜说“协和万邦”，各邦国和平相处；“平”也可作“平等”解，如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亦可作“平安”解，如“仁者安仁”“老者安之”“修己以安人”。“天下平”，包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平”，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还包括每个人身心内外的“平安”“安宁”，这样就真正“天下太平”了。
（摘编自《北京大学学报》，有删节）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刑”要在“礼”不能防止道德败坏时实施，是在人们犯错之后加以惩治，旨在制止为非作歹、祸乱社会的行为，以防止社会贪欲横流。

B．作者认为中国在古代并非纯粹的“人治”国家，而是采用“礼法合治”方略进行治理的国家。其中，“礼”与“法”有着表里相依的关系。

C．“礼”要靠道德教化长期养成，它是君子所设立的防止超越道德的界限，其作用是在人们犯错之前加以防范，但其作用难以立竿见影。

D．“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基础，而“政治伦理”的实现也是以“道德理想伦理”的实现为基础的。

下列关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表述，不符合作者观点的一项是 （   ）

A．平天下，就是要使每个人都身心安泰，使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使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和平相处。

B．修身，就是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追求正义和真理，改正错误，从而使自己成长为君子，有“安身立命”之所。

C．齐家，要把“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根本，对父母既爱且敬，这种“爱”和“敬”发乎天性，并不是受外力影响才产生的。

D．治国，就是要以人为本，防止人们道德败坏，使人知礼、行礼，而处理政事则要顺应民情，使人民和谐相处。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四海之内皆兄弟” “仁者安仁”“老者安之”“修己以安人”等，主要是为了对“平”在传统文化中的意思作解说。

B．文章引用《礼记·坊记》中的内容，旨在说明我国古代是以“礼法合治”来治国的。其中的礼、刑、令虽功能不同，但都有制度性的意义。

C．贾谊《陈政事疏》中的话，是为了说明“礼”和 “法”虽然在作用上有易见和难知的不同，但它们相互依存，没有礼就没有法，没有法就无以行礼。

D．文章引用《汉书·礼乐制》的“政以行之，刑以防之”中两个“之”指代内容不相同，前者指民心民情，后者指人民不遵守“礼”的行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爱”是儒墨两家措意最深的话题之一，它把罕言乃至不言“爱”的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同儒家、墨家区别开来，也把言“爱”心曲不尽相合的儒墨两家区别开来。孔子由“仁”说“爱”，“爱”只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以“兼爱”为其学说的主导取向。而“兼”以“爱”之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来申说的。从墨子与孔子在“爱”上的这一微妙差异，大致可窥见儒墨两种教化何以终究会各趋一途。
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清末民初以后的学人多以“兼爱”之所爱不分亲疏厚薄而赞许墨家，并以此贬责主张“亲亲”而爱有差等的儒家。立足于平等对“兼爱”和“亲亲”做褒贬之判，这在上个世纪的许多年中已被人们视为当然。但如此认同“兼爱”而厌弃“亲亲”，却在更大程度上出于人们对平等和爱的关系的误解。平等属于权利范畴，它只在权利的意义上构成一种值得人们肯定的价值；爱是一种情感，由衷的“爱”原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单就爱的情愫尚应向更广博处推扩而言，墨子的“兼爱”当然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在从“爱人”的一角度上指点他所谓的“仁”时，却也未尝不曾教诲人们“泛爱众”。“泛爱”并不比“兼爱”爱得偏狭，所不同的是儒家的“泛爱”毕竟连着“亲亲”的根蒂；这由“亲亲”之爱到“泛爱”之爱固然显出爱的差等来。然而，却正是对爱的差等的认可表明了儒家比墨家更懂得作为一种情而不是作为一种理的“爱”。
《礼记·礼运》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由“情”说“爱”，意味着“爱”在先秦儒者这里达到了怎样的自觉。对“情”的反省可使人悟出一种“理”，但“情”并不直接就是“理”。墨子以“兼爱”立论，无论他出于怎样好的动机，事实上在他这样做时却是把“情”作为“理”来推证或辩说了。“爱”在儒家学说中从不曾像墨家著述中那样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爱”既然终是被儒者视为一种“情”，而情的可贵又首先在于它必是出于自然而非强制，那么，它在儒家这里便永远只在于润泽或滋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而决不至于被直接以理相称。
基督教把“要爱你的仇敌”作为教义写在福音书里，那“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墨家学说的“兼爱”的训示在被要求的意味上似乎不像基督教那样决绝，但“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的说法显然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如果说儒家的“爱”是出于人之自然的心性发动，因而可勉强以“自律”之“爱”相称的话，那么，墨家所倡说的“爱”则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自律”之“爱”——根自人之心性中自然涌出的“爱”——不染涉利益，不权衡得失，因此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是超功利的，这“爱”本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
（摘自黄克剑《儒墨之辨》，有删改）
下列关于“爱”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爱”是先秦诸子思想的重要内涵，而诸子言“爱”心曲是不尽相合的，因此，我们根据这一微妙差异，可以大致将其区别开来。

B．儒家的“泛爱”连着“亲亲”的根蒂，显出爱的差等。清末民初以后，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学人多贬责儒家。

C．“爱”被儒者视为一种“情”，并没有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而只在于润泽或滋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

D．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可勉强称为“自律”之“爱”，它是一种根自人之心性中自然涌出的“爱”。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孔子说的“爱”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说的“爱”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来申说的，这种不同是儒墨两种教化各趋一途的重要原因。

B．墨子的“兼爱”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从“爱人”的角度提出了“泛爱”，在今天看来，“泛爱”比“兼爱”爱得更为广博。

C．基督教的“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它的教义甚至说信徒“要爱你的仇敌”，这种要求与墨家相比显得有些决绝。

D．墨家学说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其“兼爱”的训示有着被要求的意味，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兼爱”是有着平等意识的“爱”，但不能以此贬斥儒家之“爱”。因为作为一种情感，由衷的“爱”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

B．先秦儒者对“爱”的认识达到了自觉的高度，可贵的是他们的“爱”出于自然，发自内心，属于“情”的范畴而不是“理”的范畴。

C．儒家始终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墨子的“兼爱”事实上把“情”作为“理”。这是两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差别。

D．儒家的仁者之爱，没有染涉利益，不会权衡得失，是一种超功利的爱，这“爱”本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下列对“汉学”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汉学是外国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一门学问，其研究介绍者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学者。

B．汉学研究不但促进、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传播、交流与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

C．汉学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能知道自己的长短与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D．汉学已有600多年历史，主要经历了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和“中国学”等几大阶段。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国学的产生没有汉学早，国学研究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

B．汉学与国学都是研究中华文化，而汉学仅仅把中华文化作为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

C．汉学用西方价值观和学术范式研究中华文化，国学注重用生命和情感体验中华文化。

D．国学是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华文化，国学研究者应负有弘扬光大中华文化的责任感。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国学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脉，是立国的源泉；只要没有了国学，就丢失了根本，丢失了历史，丢失了精神。

B．上世纪国内两次兴起“汉学热”，因而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

C．作者认为，汉学当热，希望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但他同时指出汉学不可以取代国学，国学应当大踏步地复兴。

D．近几年中国学界出现了国学的“汉学化”现象，国学已经变成了“在中国的汉学”，汉学也变成了“在中国的国学”。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和谐高于冲突
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春秋时期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所具有的“和谐合一”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我国古人已了解音乐促进和谐的作用，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我国古人反复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从而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如《左传》中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可见，我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对儒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来源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宋代哲学家张载曾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显然，张载强调：从对立到和谐，不仅是天地的法则，也是社会、人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这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汉代以后被表达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人类社会法则）和天道（宇宙普遍规律）的一致，不主张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致力于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
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节选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关于“天人合一”思想，以下说法与原文意思不符的一项是：

A．它不主张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而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追求人类社会法则与宇宙普遍规律的一致。

B．它主张天人协调，要求人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而不主张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

C．它既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力求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也主张人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主动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

D．在当今世界，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纠正人们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错误观念，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很早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孔子在对《诗经》“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句作解说时，就把“和”视作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

B．宋代哲学家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显然，张载承认对立的存在，但他也指出，对立必将化为和谐。

C．《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用当今的话来说，“协和万邦”就是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

D．从《左传》所言“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中可以看到：我国古人力图用和谐的音乐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和”作为“和谐”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但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和”还具有“和睦”、“和平”、“融合”等意义。

B．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可见，儒家推崇礼、乐的一条重要理由，是认为礼、乐合乎天道。

C．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战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其原因就在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注重冲突，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

D．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在当今世界在处理国家、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时，这种“和谐高于冲突”的理念不应当被忽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十年前，笔者曾就二战教训的当代意义撰文，讨论促发战争的两个主要因素：进攻性极端（民族）主义和防御性民族利己主义。指出在战争进程中，反法西斯联盟之所以能够形成，是由于被侵略的各国已经不可能通过利己主义的自保来求得安全，而只能联合起来反击侵略者。
就战争起源而论，二战是一战的延续，而一战又是由人类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激化的“现代性”矛盾所致。源自西欧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表现为两股并行的历史潮流：一是资本逻辑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二是民族国家逻辑推动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两种历史运动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合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世界体系”与作为政治结构的“国际体系”的矛盾与张力。以大国争霸为特征的一次大战即表达了这种结构性矛盾，一战的发动者和主要参战国都是基于扩大帝国权力以支配世界体系而展开争夺，两大集团的结盟都是狭隘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和霸权利益的追逐，双方都追求基于民族主义的扩张目标。
以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挑战为起点的二次大战，原本延续了一次大战的逻辑，即不满于既有国际秩序的国家试图通过战争重新布局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形成支配世界体系的新格局。
然而，战争性质转化的客观趋势与实际的战争进程并非同步。二战前期——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到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局部战争阶段的法西斯侵略行为采取了逐步推进、各个击破的蚕食战略。而那些有能力遏制侵略的国家在自己尚未面临直接入侵的威胁时，并没有表现出同仇敌忾的反侵略意志。他们依然秉持一战的逻辑加以应对，因处在防御地位而奉行祸水他引的绥靖政策，试图以牺牲他国利益来诱导侵略者转移进攻方向，实现民族利己主义的自保目标。
1940年法国战败和接踵而至的“不列颠空战”，使西方国家处于整体沦陷的危境，1941年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和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更是将两个原本想避开战争的大国——美国和苏联拖入了战场。至此，任何置身事外、逃战自保的意图都被击碎，法西斯国家对人类社会构成的“普遍性威胁”已成为众所公认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人类的整体利益凸现出来并得以推动各国政府寻求联合抗敌的有效途径和机制，原来分散的反侵略斗争由此汇聚为一场规模空前浩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诉诸整体性人类正义的反侵略战争。
虽然反法西斯联盟的组合在当时具有“应急”特征，各国互施联手、联合抗敌的出发点仍然是保家卫国，但在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同时，联盟的机制和效应已经展现出高于民族主义的人类正义理念。正是这些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普遍性理念，赋予反法西斯联盟不同于一战时期军事同盟的性质，也正因为反法西斯联盟代表了人类整体利益的正义诉求，二次大战才区别于一次大战，从原本的民族国家间的战争升华为捍卫各国人民（包括法西斯国家的人民）整体利益的世界性反侵略战争。
（选自余伟民《反法西斯联盟与人类整体利益》，有删改）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反法西斯联盟能形成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被侵略的各国已经不可能通过利己主义的自保来求得安全，只能联合起来共同反抗侵略者。

B．资本逻辑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与民族国家逻辑推动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这两种历史动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合结构。

C．二战是因德、意、日这些国家不满于既有国际秩序，试图通过战争重新布局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形成支配世界体系新格局而挑起的。

D．十年前，作者曾就二战教训的当代意义撰文，指出促发战争的因素共有两个，即进攻性极端（民族）主义和防御性民族利己主义。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二战从局部战争开始，使西方国家处于整体沦陷危境的标志性事件是1940年法国的战败和“不列颠空战”。

B．各国政府寻求联合抗敌的有效途径和机制，使原本分散的反法西斯斗争转化为一场规模空前浩大的世界性战争。

C．反法西斯联盟的组合在当时具有“应急”特征，其机制和效应仍然局限于防御性民族利己主义。

D．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原本不想加入二战，但德国的“巴巴罗萨”计划和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迫使其加入二战行列。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以大国争霸为特征的一次大战表达了这样的结构性矛盾：作为经济结构的“世界体系”与作为政治结构的“国际体系”的矛盾。

B．一战中的两大集团的结盟都是狭隘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和霸权利益的追逐，双方都追求基于民族主义的扩张目标，是一次非正义战争。

C．二战中，战争性质转化的客观趋势与实际的战争进程不同步，一些有能力遏制侵略的国家没有表现出同仇敌忾的反侵略意志。

D．二战与一战有共性，二战是一战的延续；两者又有区别，二战升华为捍卫各国人民整体利益的世界性反侵略战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离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手机不仅仅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事实上，手机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好像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

B．手机已经成为说话器官，是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借助这一器官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距离非常远的地方。

C．手机的运用，不但人们的语言能力增加了，而且我们的听觉能力也增加了，千里之外的声音居然能够听到。

D．手，嘴巴，耳朵和手机构成了人们身体上的新的四位一体，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手机已经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离开了人体和手，手机也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

B．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距离超越孤立的状态。

C．如果某个手机人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那么保持手机的沉默是一种必然，此时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也没有体现出来。

D．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手机的确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行动能力、书写能力、记忆能力，甚至会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难题。

B．过分依赖手机的人们也备受手机的折磨和打扰，如何处理手机?每天面对的两难选择问题经常令人们心绪难宁。

C．“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人们这样对书信特有的情怀在手机充斥的社会中已经荡然无存了。

D．古人“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生活情形与文中夜深人静之际想给别人打电话而最终没有拨出的情形是一致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中国的“德治”传统
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不少诗篇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勤政爱民，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德治思想的另一含义是“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并非不要刑罚，而是强调实施教化，先教后罚，以刑辅德，不专以刑杀立威。“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理念。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强调治国要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达到的理想状态。
德治思想是“周孔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探索，深化了德治思想的内涵。
战国时，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仁政主张。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做到孝悌忠信。西汉初，陆贾告诫刘邦。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要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德治思想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
唐朝前期，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唐太宗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既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要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在唐太宗等人德治思想影响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遵循先人遗训，缓刑用仁，谨慎治国，天下大治。
宋代理学形成阶段，德治思想深深打上了理学烙印。朱熹从人心的角度解释德治。仁心表现在政策上就是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惜民力等。理学诸子概括出了“三纲八目”的治国模式，期望君主志向确定而达到天下大治。理学家提倡教化，整肃人心，通过书院讲习等传授儒家伦理，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后世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与理学家及其追随者的讲学不无关联。 德治思想从确立始，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围绕“礼法并治、德主刑辅”的逐渐深入，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当今社会，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有人认为法治与德治不能并存，否定“以德治国”。古代社会提倡德治并非不讲法治，而是主张加强教化，做到礼法并用，宽猛相济。我们要借鉴古代重视教化的传统，为“依法治国”打下“以德治国”的根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生活，使大家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选自2015年4月1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关于“德治思想”的理解，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德治思想最早出现于尧舜时期，《诗经》《尚书》中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思想的诗篇是最早的文字记载。

B．“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德治思想，要求敬德、勤政爱民，以祈求上天佑护，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

C．德治思想提倡“明德慎罚”，就是不专以刑杀立威，主张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起来，先教后罚，以刑辅德。

D．德治思想在孔子看来，就是要以礼乐为核心治理国家，突出教化的作用，达到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孟子主张“以德服人”，陆贾强调“治以道德为上”，他们都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进一步发展了德治思想。

B．董仲舒主张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不能只靠刑罚手段治理国家，这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

C．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深受唐太宗等人德治思想的影响，统治者缓刑用仁，谨慎治国，实现了天下大治。

D．在宋代理学形成时期，朱熹制定了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惜民力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德治思想打上了理学烙印。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为“周孔之教”重要组成部分的德治思想，经过后人的不断探索，大大丰富了其内涵。

B．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太宗“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等治国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为宋代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C．宋代理学家借书院讲习等传授儒家伦理，倡导教化，整肃人心，对后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意识的产生有一定影响。

D．古代社会所提倡的“加强教化，礼法并用，宽猛相济”的主张，对于当今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