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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孔子，把《论语》视作唯一信得过的依据；并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它当成了孔子乃至孔门思想的全面记录。而没有注意到《论语》编纂也是有重点的，也要遵循不与“六艺”“六经”重复的基本原则，遵循著书立说的一般规律。这就导致人们对《论语》产生误解。例如，现代所有的《论语》普及本，都把孔门所谓的“士”译作“读书人”，不少教育史论著认为孔门的教育内容只有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以前者为重心。
其实，春秋时代还没有常备军，官制文武不分职。各级官吏平日以理治民，农闲时节教民备战，战时出为带兵的将领。与此相应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也是文武兼备的。其中“射”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即使平时演练也有“五射”“五御”等极为繁难的要求，属于早已规范化了的系统的军事教育科目。以历史的眼光看射、御，其专业化程度并不亚于现代射击与驾驶战车技术。借用现代术语来说：射、御这两项武艺，是每个受教育者必修的基础课，而不是可学可不学的选修课。
至于孔子所办的私学，既然教育目的仍然是培养修己治人的“君子”，那就不能不受官学教育传统的影响，不能不以传统“六艺”为弟子必修的基础课；更不能不受当时社会需要的制约，致力于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不然的话，孔门弟子从政以后，怎么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孔子私学还会有什么吸引力？
关于孔门的武艺传授，《礼记·射义》中有颇为生动具体的记述。从孔子带领弟子在“矍相之圃”演习“乡射礼”的情况来看，孔门射艺教学既有孔子亲自示范，又有对要领的口头讲解，还十分重视将德育贯穿其间。孔子做射箭示范时“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之精湛。至于孔子驾驭战车的技艺，《论语·子罕》中也有反映：达巷党人叹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即谓之学而不专、缺乏强项。孔子知道了，便与门下弟子商议，拟在射、御二艺中选一艺来展示所长。这说明在孔子及其同时代人的心目中，所谓的“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六艺”之学。孔子经过比较权衡，选定以“执御”来展示专长，可见其御艺亦相当娴熟，可能更优于射艺。由此窥测孔门之御艺传授及弟子驾驭战车的水平，应当也不会比射艺差。以往论者多将“御”混同于一般的赶马车。其实，赶马车称“仆”，如《论语·子路》中有“子适卫，冉有仆”；驾驭战车才称“御”，如《诗经·车攻》中有“徒御不惊”。特别是当“射”“御”并举时，“御”绝不可以混同于“仆”，而只能是指“六艺”中的这项武艺。
下列对“六艺”的理解与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六艺”在本文中主要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能。

B．在孔子时代，“六艺”中的“射” “御”是受教育者必须学习的科目。

C．“六艺”教育体现文武兼备的原则，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决定的。

D．“射”“御”被孔门重视，正源于孔门对社会需要的顺应和对教育传统的继承。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认为孔门教育内容只有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是人们误解《论语》的典型表现。

B．不懂《论语》编纂有其重点，是学术界研究孔子只取信《论语》的重要原因。

C．《论语》不与“六艺”“六经”重复的事实，是遵循著书立说的一般规律的结果。

D．从重视“射”“御”的程度看，当时官学的教育内容主要为军事，孔门也不例外。

下列推断，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孔子时代各级官吏平日以理治民，农闲时节教民备战，战时出为带兵之将领，这与当时“三育”并举息息相关。

B．孔子的射艺御艺都很精湛，孔门关于射艺御艺的教学方法也灵活多样，能更好地顺应当时社会的需要。

C．孔子教育因为要扭转“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被动局面，所以加大了对生员“射”“御”技能的强度训练。

D．《诗经·车攻》中“徒御不惊”中的“御”也绝不可能混同于“仆”，因为“御”是驾驭战车的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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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中国历史上的改革
在讨论作为历史事件的改革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改革”的含义。此词首见于《后汉书》之《梁统传》和《黄琼传》，皆指对已有成规的改动变易。自此以后，“改革”遂成习见之词，而且其词义越来越宽泛，凡对原有制度、惯例、习俗，甚至文体、文风的改易变革，均可称之为改革。不过，近代以前，改革是一个中性词，既可用于革故鼎新的正面场合，也可用于变好为坏的负面场合。近代以来，改革演化为一个纯褒义词，《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就体现了这种趋向：“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
不过，今人所言历史上的改革，所用显然并非上述宽泛的词义，而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特指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比较重大的除旧布新。对于这种形式的历史事件，今天概以“改革”称之。具体到某次事件，则或称之为“变法”，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或称之为“新政”，如王莽新政、庆历新政等；或称之为“改革”，如孝文帝改革、张居正改革等。这些称谓，有的当时就有，更多的则是后人所加。如同改革本是中性词一样，说某人“变法”，也未必就是正面评价。古代典籍中甚至常将“变法”与“坏纪”连用，意为变乱成法、败坏纪纲。
正因为“改革”含义宽泛，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其范围相差悬殊。有人将改革的范围划得很大，几乎是“江山代有改革家”；也有人将改革的范围划得很窄，认为真正称得上改革的事件没有几次。具体到某人某事，看法更加纷纭。比如，引发“国人暴动”的周厉王，在历史上向来形象不佳，但有人称他是中国史上见诸记载的最早的改革家。再如王莽新政，有人说是“托古改革”，有人说是“复古改制”。又如张居正，多数人认可他是改革家，但也有人说他的政策并无新意，算不上改革。即便当事人自己的说法，也不一定可以为据。如管仲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今人称之为“改革”或 “革新”，他自己却说是“修旧法”。事实上，要给改革下一个严谨、周延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更不可能提出一套量化指标。
改革之事，古今中外皆有。从改革的原初推动力看，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但前者占绝大多数。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史上，君主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没有君主的发动或支持，就不可能出现改革。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全部都是自上而下，即由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发起和推行的。平民大众没有推动改革的途径和机会，当他们忍无可忍时，只能揭竿而起，发动以改朝换代为目标的暴力革命。
影响改革成败的因素很多，用人是否得当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积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君大力招贤、大胆任用。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虽然认识到“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但却不善于识人用人，所倚任者多为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给改革造成很大的伤害。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能像管仲那样一帆风顺，或像孝文帝那样基本成功者，并不多见。大多数改革都遭遇了挫折或失败，如商鞅变法是政存身败，张居正改革是人亡政息，王安石变法是半途而废，戊戌变法是昙花一现。若观察君主之外的改革者的命运，能够善始善终者可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身败名裂，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如吴起乱箭穿身，商鞅惨遭车裂，王安石忧愤而死，张居正死后抄家，戊戌六君子喋血刑场。改革之难，于此可见。篡用明太祖的一句话说：“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节选自《博览群书》）
下面关于“改革”含义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改革”一词首见于《后汉书》之《梁统传》和《黄琼传》，都是指对已有成规的改动变易。

B．自《后汉书》之后，凡对原有制度、惯例、习俗，甚至文体、文风的改易变革都可称之为改革，词义越来越宽泛了。

C．“改革”一词感情色彩的变化是以近代为分界线的。近代以前，改革是一个中性词，而近代以来改革演化为一个纯褒义词。

D．现在所说的改革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特指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比较重大的除旧布新。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如同改革本是中性词一样，“变法”也是一个中性词，古代典籍中甚至常将“变法”与“坏纪”连用，意为变乱成法，败坏纪纲。

B．“改革”一词含义宽泛，所以不同的人所认为的改革范围差异极大，具体到某人某事，看法更加多样化。

C．引发“国人暴动”的周厉王，在历史上向来形象不好，但有人称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改革家。

D．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人的改革看法不同，即使是当事人自己的说法，也未必可以为据。所以，给改革提出一套量化指标是不可能的。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史上，因为平民大众只能发动以改朝换代为目标的暴力革命，所以改革都是由君主发动或支持的。

B．改革必须用人得当，否则会给改革造成很大的伤害。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就是因为国君大力招贤、大胆任用。

C．古今中外的改革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但前者占绝大多数。

D．纵观中国历史上君主之外的改革者的命运，能够善始善终者非常少，绝大多数都身败名裂，甚至有的还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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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词流派概述
清代的词坛被誉为词林发展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清词只是宋词的简单重复或再现，而是以一种经过了时代浸染和词自身蜕变之后的新发展。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词家辈出而又流派纷呈。
流派是指具有共同的或者相似的理论主张，以及相同或相似的创作风格的若干作家组成的一个团体或者群落，流派的产生是文学繁荣的标志。清代词坛上的流派纷呈，是建立在对词这种文学样式的群体认同基础之上的，或者说到了清代，词才最终确立了自己与诗、文一样的独立地位，才真正从创作实践到理性认同都进入了成熟时期。而地域是文学流派形成的客观环境因素，清代词坛的风格流派便呈现出一种很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从明崇祯初年到清顺治朝的四十多年的时间，是以陈子龙、李雯等为领袖的云间词派盛行的时期，云间属于当时的松江府（今上海松江）。这一派词人标举南唐、北宋词，称他们的创作是“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陈子龙《幽兰草·题词》）。他们标榜天机自然的高浑境界，追求典雅婉妍的风格旨趣，但因纠缠于传统的“词为艳科”的观念之中，有意同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保持距离，所以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并非相一致。虽然如此，云间词派还是开启了一个词风转变的历史时代。另外，在明末清初的词坛上还有浙江嘉善地区的“柳州词派”，以及以王世祯为首的广陵词人群体，后者是清代第一次形成的大规模的词人流派。
从清顺治七年到康熙二十七年之间的四十多年，为阳羡词派活跃的时期。这是清初另一个规模更大的词学流派，将陈维崧作为自己的宗主和领袖。这一词学流派开始从观念上反拨“词为艳科”“小道”的传统偏见，在理论上主张崇情主意、不拘一格，把词提到与“经”“史”并驾齐驱的地位。从创作实践来看，他们把“哀民生之多艰”和“惟歌生民病”的诗学传统，运用到词的创作之中，用民生疾苦和家国之痛的切肤感受，代替词人风流的“浅斟低唱”和“偎红倚翠”，从内容的深厚和广博上提升了词的格调。可以说，到了这一词派出现，清词的嬗变才真正形成。
正值阳羡派衰落和浙西词派渐兴之间，在北京的词坛上活跃着被称为“京华三绝”的曹贞吉、纳兰性德和顾贞观。纳兰的《饮水词》以才气运词，凄绝冷艳的格调辅以深厚真挚的感情，得南唐二主词之情致，其悼亡篇可称千古一绝，读之令人心碎肠断。他们三人虽然没有立帜结派，但走的都是“独抒性灵”的创作道路。
康熙朝时，词坛上再次诞生了另外一个影响更大、延续时间长达百年之久的词派，这就是以朱彝尊为旗帜的浙西词派。浙西词派的词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浙江人。朱彝尊作为该派的宗主，其词既有愤然慷慨之作，又有轻逸流丽之篇，或重情的渲染，或主景的描绘，多有足以传世的不朽篇章。
嘉庆、道光而后，清代词坛上重新出现一个较大的词派——常州词派，这一词派也长达百年之久，但其中堪称大家的词人并不是很多。张惠言是此词派的宗主。
道光咸丰以后的清代词坛，在常州词派以外产生了不少的词作名家，如龚自珍、项鸿祚、谭献等。他们把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纳入到词的创作之中来，就像杜甫的“诗史”一样，创作出了一批堪称是“词史”的作品。还有所谓“清末四大家”的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和况周颐，他们的作品成为清代词坛即将衰落之前的一丝回光返照。
（节选自张毅《词林观止》前言，有删改）
下列关于清词为“中兴时期”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清词是以一种经过了时代浸染和词自身蜕变之后的新发展。

B．清代词坛涌现了大批的词人并且产生了众多的流派。

C．清词的“中兴”说的是再现和恢复了宋词的题材内容及艺术水准。

D．清词是在元、明两个朝代词创作的低迷之后的重新振兴。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一个文学流派的若干作家必须具有共同的或者相似的理论主张、相同或相似的创作风格 以及相同的地域。

B．以纳兰性德为代表的“京华三绝”，虽然没有公开结成文学流派，但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道路是相同的，也可以作为一个流派看待。

C．“清末四大家”的作品是清词即将衰落之前的颇可称赞的佳作，四人之后清词也就乏善可陈、寿终正寝了。

D．阳羡词派对清代词风的转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秉承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从“词为艳科”转变为关注民生疾苦、家国之痛，从内容的深厚和广博上提升了词的格调。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浙西词派的宗主朱彝尊，他的词风格多样，不管是写景还是抒情，多有足以传世的不朽篇章。

B．龚自珍、项鸿祚、谭献等人的词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可以作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史书来读，所以被称作“词史”。

C．虽然宋词成就斐然，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但只有到了清代，才把词提到与“经”“史”并驾齐驱的地位。

D．云间词派标举南唐、北宋词，标榜天机自然的高浑境界，追求典雅婉妍的风格旨趣，写出了一大批反映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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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的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认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选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有删改）
下列关于“中国经典”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经典一般意义上与“经”应该是一致的，但将其转换成“儒家经典”的观念在作者看来则有些偏狭。

B．中国经典应当包括儒家、佛教、道教经典，而“三教合一”正是中国与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为不同的地方之一。

C．中国经典内容丰富，其中的儒、佛、道思想各有特色，共同构成中国多元的文化，并在古代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

D．中国经典的认定，除了要考虑圣贤、宗教、学派的思想著作，还需考虑历史、文字学名著以及唐诗、宋词、元曲里的名著佳篇等。

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世界中，封建统治者并不仅仅使用一种思想工具实行统治，比如，用儒家思想治世，用佛教思想治身，用道教思想治心。

B．儒家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都关心社会伦理，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只关注政治秩序。

C．能成为被人们尊崇和仰视的经典的，往往是那些被广泛引用、被认为充满真理、被一再解释的优秀著作，它们还曾被“钦定”为必读书。

D．经典与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其思想内容总是会留存在社会风俗、人们的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中，如影随形，并不时地表现出来。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经典不是天然形成的，它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到神圣经典的层层积累的经典化过程，这一过程正是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B．阅读经典时，如果将其放在那个产生它的历史时代里面去重新理解，我们就可以了解人类从古至今曾经面临的重大问题。

C．经典知识如何再生和重建，经典中哪些资源被重新发掘和利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今社会现实、生活环境的需要。

D．对“旧经典”进行了 重新解释和引申，就能让它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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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它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恐怕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下列有关“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竹子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因为它外在的某些独特之处与这些君子贤人的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有契合之处。

B．《礼记·祀器》中说的“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是古代典籍中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竹子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文字记载。

C．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表现出了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

D．戴凯之的《竹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也是文人雅士赋竹、赞竹，竹文化发展到高峰时期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竹谱专著。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魏晋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是为了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

B．王徽之、袁粲等人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以广袤的竹林为托身、浪迹之所，是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他们沉醉痴迷。

C．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其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特点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是中唐以后的事。

D．白居易《养竹记》总结出竹的高尚情操，刘岩夫《植竹记》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品格赋予竹子，使竹文化更具内涵。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从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到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寓情于竹、引竹自况来看，爱竹源于他们的性格。

B．“竹林七贤”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对后代封建文人产生了莫大影响，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与竹子结下不解之缘与之有关。

C．竹子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有一个由外表到内在的转化过程。

D．将“刚柔忠义”等品格赋予竹子，将“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赋予了慈竹和筇竹，表明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已确立了牢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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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插图开始流行以后，一系列的插图术语也随之诞生，如“绘像”、“绣像”、“全像”、“出像”、“补像”、“全图”等。每一个术语都代表着一种插图方式，这些术语和插图方式的变化，与当时的审美风尚息息相关。就明刻本插图而言，主要有“全像”（全相）、“出像”（出相）、“绣像”等几种命名方式。本文着重探究“出像”（出相）这一插图方式。

关于出像（出相），鲁迅先生的界定是：“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也是如此，“有的书籍，书页上面是插图，下面是文字，谓之‘出相’”。戴不凡先生则认为，“舍建版而外，明人刻小说戏曲恒多整页之‘出像’、‘全图’”，即整页的插图谓之“出像”和“全图”。前两种解释与全像（全相）的概念接近，后一种解释认为“出像”与“全图”的意思相同。关于“全图”，鲁迅先生的解释是“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旧时线装本通俗小说，卷首有每回主要故事情节图画的，称‘全图’”。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和《汉语大词典》对于“全图”的解释也与戴不凡先生的观点有分歧，一者指向整页插图方式，一者指向每回故事情节的插图。
“出像”的命名方式多出现在金陵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和广庆堂所刊刻的曲本中，徽州、建阳和杭州等地刊刻的曲本中也偶有以“出像”命名的。万历元年（157 3 ），富春堂刊刻了《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这是较早以“出像”命名的明刻本，全书采用单面整幅的插图方式，共1 26 幅插图，每一幅插图分别对应一段内容，并在插图右上角以直列式标题的形式呈现出来，世德堂万历二十年（15 93）所刻《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的插图，采用了双面连式横幅大图的版式，崇祯年间刊刻的《峥霄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新镌出像批评通俗演义鼓掌绝尘》插图则采用单面整幅的版式。也就是说，小说中“出像”插图的方式是单面整幅或双面连式，用一到两幅插图表现每一出的精彩情节。
就戏曲而言，万历辛巳年（1 581）富春堂刊刻的《新刻出像音注释义王商忠节癸灵庙玉玦记》是现存较早的以“出像”命名的戏曲本子，稍后的有世德堂万历十四年（1 586 ）刊刻的《新刊重订出像附释标注裴度香山还带记》、《重订出像注释裴淑英断发记》，以及万历十九年（158 9）刊刻的《新刊重订出像附释标注月亭记》。这些本子的题名是以“出像”进行标榜，插图为单面整幅的版式。《玉玦记》共3 6 折，30 幅插图，《还带记》共4 0 出，24 幅插图，《拜月亭记》共43 折，10 幅插图。细查这些插图发现插图所表现的情节都是与每折的内容相对应的。又因为在曲本传抄、刊刻的过程中，“出”与“折”往往是通用的，“出”也就具有了“折”的意思，“相”指故事情节图，那么“出相”就有了表现每出故事情节图的意思。当然，这并不是说有多少折内容，就有多少幅插图，插图往往表现的是比较精彩的内容和章节，平淡的情节一般并未通过插图来表现，所以插图与每一折的内容之间也并不一定会完全做到了一一对应。如果说《玉玦记》中的3 6 折，安排了3 0 幅插图，还是力求一一对应的话，那么到《拜月亭记》中，43折仅有10 幅插图，则是重点表现精彩情节了。以《拜月亭记》为例，这10幅插图的标题分别是“世隆自叙”、“瑞兰自叙”、“兄妹逃军”、“隆兰遇强”、“世隆成亲”、“兴福离寨”、“汴城聚会”、“试官考选”、“官媒送鞭”、“成亲团圆”，均是书中最精彩的情节，也是后世选本中选用最多的几折。
由此可见，“出像”插图最初时是采用单面整幅的方式，用一到两幅插图表现每一出的精彩情节，
后来慢慢出现了双面连式横幅大图的版式。可能由于商业竞争和书坊主趋利的关系，书中“出像”插图的数量开始减少，已经无法和每一出内容一一对应了，只是挑选其中最精彩的情节进行表现，而平淡的情节则一带而过，出现了几出或几折内容用一幅插图带过的现象。
（节选自《古典文学知识》2 015 年第181 期）
下面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对于“出像”的界定，鲁迅先生认为宋元小说中的每页“上图下说”，就是所谓的“出像”，这与《汉语大辞典》的解释基本相同。

B．戴不凡先生认为，“明人刻小说戏曲多整页之‘出像’‘全图’”，整页的插图就是“出像”和“全图”，他认为“出像”和“全图”的意思相同。

C．关于全图，鲁迅先生的解释是“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这与《汉语大辞典》的解释类似，都是指向整页插图方式的。

D．鲁迅先生对“出像”与“全图”的理解不同，在他的理解中这两种插图方式的指向是不一样的。

下面说法不能作为划线句“‘出相’就有了表现每出故事情节图的意思”的论据的是 （   ）

A．在曲本传抄、刊印的过程中，“出”与“折”往往是通用的，“出”就有了“折”的意思，“相”指故事情节图。

B．《玉玦记》总共36 折，安排了30 幅插图，插图所表现的情节力求与每折的内容一一对应。

C．《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全书采用单面整幅的插图方式，共1 26 幅插图，每一幅图分别对应一段内容情节。

D．并不是有多少折内容，就有多少幅插图，插图与每一折的内容并不一定完全做到了一一对应，这些插图往往表现的是剧本中比较精彩的内容和章节。

下面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小说中的“出像”插图的方式是单面整幅或双面连式，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的插图为后者，每一幅图分别对应着一段内容的精彩情节。

B．《新刻出像音注释义王商忠节癸灵庙玉玦记》是现存较早的戏曲本子，稍后的还有《新刊重订出像附释标注裴度香山还带记》等本子，它们的插图为单面整幅的版式。

C．《拜月亭》中有“世隆自叙”、“汴城聚会”、“兄妹逃军”、“隆兰遇强”等10幅插图，这些图仅与书中最精彩的情节一一对应。

D．“出像”插图随着时间推移数量开始减少，出现了几出或几折内容用一幅插图带过的现象，这与商业竞争和书坊主趋利或有关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中国人的精神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是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何以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是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语言。中国的语言是一种心灵语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就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力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用具有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童年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像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人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征。
我们举的中国人的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孩子般的生活，所以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中国人的智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了很小的进步甚至根本没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如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法在中文找到完全对等的词来加以表达的。
像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下列对作者在文中提出的“温良”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它是一种中国人身上所具有的难以形容的东西。

B．它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

C．它显示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

D．它源自中国人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

下列对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的理解有误的一项（    ）

A．中国人没有僵硬、刻板的习惯，因为中国人的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

B．中国人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的，用具有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

C．中国的语言是一种心灵的语言，所以那些受过理性教育的外国人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反而行不通。

D．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中国人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征。

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人身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智慧的温良，它可能表现为一种缺陷。

B．在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

C．外国的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教育者要容易，因为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

D．中国人的生活是一种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情感的生活，不是来源于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生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美学的教化
现代化过程中伴生的人的精神生活的贫困，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的关注。毋庸讳言，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期社会里，物质功利追求的过甚与精神生活的相对薄弱之间的矛盾，已经影响了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共进。面对并不乐观的生存境况，我们迫切需要的也许不是物质功利世界的单向度发展，而恰恰是一种被称为人文智慧的东西。一个社会的发展既需要以功利目标为导引的动力系统，也需要以人文情怀和审美超越为内容的规范系统。从物质的、技术的和功利的追求中“拯救精神”就成了包括美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理应肩负起来的责任。在这个背景下，美学的教化功能被凸显出来了。
美学认为，审美是人超越人生有限性的精神活动，审美的根据不能从物质的功利世界中去说明。尽管物质的功利活动是人的审美活动得以可能的基础和前提，但是物质的功利活动不能给人提供精神的完满性，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心理学认为，人的需要既包括摆脱饥饿和摆脱危险等生存生理的需要，也包括对于爱、探索、创造、美和艺术等方面的精神需要，这两类的需要都是人所不可缺少的。我们难以设想在一个基本生存活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会形成人的更高级的需要。人的高级的精神需要不仅是在解决了物质生存生理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人的高级的精神需要的满足还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但是，人的精神的提升主要不在于生存生理需要的满足上，而在于人的丰富性的需要的实现。在一个生活水平并不发达的社会里，侈谈人的自我实现，也许有几分滑稽，但人却不能为世俗所累以至于面对他所生活的世界而丢弃精神的向度。美学的教化，就是要通过标举健康向上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审美格调等来导引人的审美文化行为，以提醒人们在对现实顺应认同当中，也保持一份批判的激情和反思的能力，保持一种面对流俗敢于说“不”的姿态。
美学的教化建立在对个体生命高度尊重的基础上。真正富有人文精神的美学，并不将人的感性欲求排除在审美活动之外。审美活动并不是远离肉身的纯粹的精神活动，不是禁欲主义的，而是灵肉一致、身心俱爽，指向人的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在瞬间统一的生命活动。只是，在一个充满欲望化生存的社会里，美学强调，审美不能黏滞于感官的层面，还应当向纵深发展，追求情感的净化和精神的提升。审美精神是美学教化的功能的重要指标，审美精神的核心是审美态度。成熟的审美态度实际是对待人生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一种最佳的张力。因为，没有现实主义，就不可能深情地眷恋生活；现实主义使我们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有了厚重的根基；然而，对待人生的现实主义态度如果没有理想的烛照，就会成为一种没有原则，除了认同现实、接受现实以外再也没有任何积极的情感的彻头彻尾的庸俗。理想主义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指向未来的维面，保持住了对现实的挑剔、批判，按照“应然”的样式设计人生，选择生活的方式。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最佳张力，使我们对待生活的审美态度既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又从现实的土壤之中培植出超越的情愫。
（选自《文艺美学研究》，邢建昌著，有删改）
下列关于“美学的教化”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美学的教化功能被凸显是时代的要求，当今社会亟须包括美学在内的人文学科把人们从物质的、技术的和功利的追求中拯救出来。

B．美学的教化能从审美理想、审美格调等多方面指导人的审美文化行为，提醒人们在顺应现实的同时保持批判的激情和反思的能力。

C．审美活动是人的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在瞬间统一的生命活动，一般的美学都不排斥人的感性欲求，而美学的教化高度尊重个体生命。

D．美学的教化以审美精神为重要指标，注重成熟的审美态度的养成，成熟的审美态度是对待人生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一种最佳张力。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社会发展离不开以人文情怀和审美超越为内容的规范系统，我们现在的生存境况并不乐观，我们亟须人文智慧来解除生存困境。

B．人想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单有物质的功利活动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超越人生有限性的审美活动，从而获得精神的完满。

C．在生活水平不发达的社会，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人实现自我是有困难的，但这样的人如果为世俗所累而抛弃精神追求，那就太可惜了。

D．我们对生活的审美态度应既植根于现实，又超越现实，所以美学强调，审美应超越感官层面，向追求情感的净化和精神提升的层面发展。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当下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物质功利追求过甚，精神生活相对薄弱，这使社会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出现不协调。

B．从美学的角度看，摆脱饥饿和危险属于生存生理需要，而爱、探索、创造、美等是精神需要，而两类需求都是人所必需的。

C．人的高级精神需要产生于物质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并受其制约；人提升精神，主要是要实现丰富的精神需要，而非仅为满足生存生理需要。

D．没有理想指引的人，是彻头彻尾的庸俗的人。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能面向未来，批判现实，按照理想的样式设计人生，选择生活的方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文盲
①对于文艺作品，全无欣赏能力，这种病症，我们依照色盲的例子，无妨唤作文盲。说来也奇，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
②认识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譬如说，世界上还有比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识字更多的人么？然而有几位文字语言专家，到看文学作品时，往往不免乌烟瘴气眼前一片灰色。有一位语言学家云：“文学批评全是些废话，只有一个个字的形义音韵，才有确实性。”拜聆之下，不禁想到格利佛在大人国瞻仰皇后玉胸，只见汗毛孔不见皮肤的故事。眼孔生得小，视界想来不会远大，看诗文只见一个个字，看人物只见一个个汗毛孔。训诂音韵是顶有用、顶有趣的学问，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朝朴学时期的遗物，以为此外更无学问，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它的考订。
③色盲决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而且谈得还特别起劲。于是产生了印象主义的又唤作自我表现或创造的文学批评。印象创造派谈起文来，那才是真正热闹。大约就因为缺乏美感，所以文章做得特别花花绿绿。他会怒喊，会狂呼，甚至于会一言不发，昏厥过去——这就是领略到了“无言之美”的境界。他没有分析——谁耐烦呢？他没有判断——那太头巾气了。“灵感”呀，“纯粹”呀，“真理”呀，“人生”呀，种种名词，尽他滥用。“印象”倒也不少，有一大串陈腐到发臭的比喻。假使他做篇文章论雪莱，你在他的文章里找不出多少雪莱；你只看到一大段描写燃烧的火焰，又一大节摹状呼啸的西风，更一大堆刻划飞行自在的云雀，据说这三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就是雪莱。这种文艺鉴赏，称为“创造”的或“印象主义”的批评，还欠贴切。我们不妨小试点铁成金的手段，各改一字。“创造的”改为“捏造的”，取“捏”鼻头做梦和向壁虚“造”之意，至于“印象派”呢，我们当然还记得四个瞎子摸白象的故事，改为“摸象派”，这跟文盲更拍合了。
④捏造派根本否认在文艺欣赏时，有什么价值的鉴别。配他老人家脾胃的就算好的，否则都是糟的。文盲是价值盲的一种，在这里表现得更清楚。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敬答：“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野兽相同。”真的，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人类有一个超自我的观点。因此，他能够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他并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难分难解，而尽量企图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所以，他在实用应付以外，还知道有真理；在教书投稿以外，还知道有学问；在看电影明星照片以外，还知道有崇高的美术；虽然爱惜身命，也明白殉国殉道的可贵。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桩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但是心上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他了解该做的事未必就是爱做的事。这种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紧张时产出了悲剧，松散时变成了讽刺。只有禽兽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有比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
⑤好容易千辛万苦，从猴子进化到人类，还要把嗜好跟价值浑而为一，变作人面兽心，真有点对不住达尔文。
文章第二段提到格利佛的故事，主要有什么作用？
如何理解文中划线句子的含意？这句话表明了作者怎样的态度？
简要概括第四段的论述思路。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题。
色彩对人类生活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自然环境的美丽多彩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珍贵财富，那么城市则凝聚了人类自远古以来几千年的文明成果。城市面貌是地区特征、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的直观反映，城市色彩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
近年来，色彩作为城市景观中的重要因素，逐渐引起关注。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围绕这样的主题展开：一个城市是否可能或应该具有特定的色彩基调？什么样的城市色彩基调能够与其所在的自然环境和谐共处，并反映出城市特有的地方、民族和文化特质？如何从色彩这一设计角度使城市具有统一和谐、美丽宜人的景观，从而给生活于此的人们创造出良好的生存环境？从根本上说，城市色彩的研究对象不是某个个体，而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体城市环境。
“城市色彩”在国内是一个新课题、新领域。以前实用色彩的研究和运用很少涉及城市这一对象，色彩这一论题没有被提升到城市的范围来进行探索。究其原因，一方面或许是由于城市问题所涉及的因素众多，另一方面或许是由于色彩的实际运用是一个缺乏明确标准的问题，诸如“选择什么颜色”或者“喜欢什么颜色”这类问题有着极强的主观性，因此，建立良好的城市色彩景观似乎成了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应该说，正是这种将色彩视为个人喜好的观念，以及城市景观品质意识的匮乏，使城市环境中的色彩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对一个良好的城市景观的形成、保护和发展极为不利。针对城市色彩景观的研究，正是试图以色彩为切入点，从宏观的角度对城市这一复杂的对象展开研究，最终为建立良好的城市色彩景观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
大中型城市，一般情况下都会形成具有功能特征的区域，以此为据可以建立城市色彩景观规划设计的一种模式，即以建筑区域在城市中的不同功能角色和性质为出发点，对其进行以区域为单位的建筑及其他重要视觉元素的色彩景观控制。中心商务区往往因集中了城市的高标准建筑而具有城市标志的作用。像上海浦东的陆家嘴金融商贸区，多以高层、超高层的写字楼、酒店或大型综合性建筑群为主，在控制策略上，应以色彩的调和为主。
商业区常常以商业街或商业广场等形式出现，其色彩一般是城市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应该注意的是，针对不同性质的商业区所应采取的控制策略是不同的。传统商业街所要传达的文化含量并不亚于其商业性，因此，色彩的处理应慎重，广告招贴和商品陈列应遵从传统方式，避免因色彩面积过大而破坏景观。而一般商业区以商业活动为主要目的，色彩多变、强烈冲击的视觉效果有时也不失为一种特色。但国内很多城市的商业区经常存在广告过多、过于杂乱的通病，相对而言，欧洲城市的商业区则要“安静”得多。
传统地方文化保护区是城市地方历史和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体现，是保护地方人文环境和发扬其特色的重点所在，因此需要格外仔细地分析研究和慎重操作。对于确实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性建筑，外立面应以保护性清洗为主，尽量保留其原有的材质和色彩，绝不应盲目翻修粉饰，整旧一新。
城市色彩景观设计的实施可以使城市成为舒适美观的人居环境，但如何正确实施则有赖于对城市色彩的研究和设计。只有尽快将这个研究课题纳入到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总体框架中去，并在研究基础上制定具体的条例，才能使城市规划部门在实际操作中能够对此进行有力的指导和管理。
作为城市面貌的重要信息之一，城市色彩可以反映城市的______________。
作者认为，商业区的色彩景观应如何控制？
作者提到欧洲城市的商业区时用了“安静”一词。请推断“安静”的原因。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题。
新传统里的批评家对于旧传统的作品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作比较客观的估计；因为他具有局外人的冷静和超脱，所谓“当局称迷，傍观见审”，而旧传统里的批评家就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两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节省了不少心力。旧传统里若干复杂问题，新的批评家也许并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就没想到它们一度存在过。他的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比起他这样高瞰远瞩，旧的批评家未免见树不见林了。不过，局外人也就是门外汉，他的意见，仿佛“清官判断家务事”，有条有理，而对于委曲私情，终不能体贴入微。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田地，所谓“此中人语”。圈外人或外行人听来，往往不甚了了。缘故是：在这种谈话里，不仅有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而且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旁人难于意会。释祩宏《竹窗随笔》论禅宗问答：“譬之二同邑人，千里久别，忽然邂逅，相对作乡语隐语，旁人听之，无义无味。”
请分条概括新批评家在研究旧传统作品时具备的优点。（不超过15字）
“术语”、“黑话”、“假定”，在文中的含义是否一样？为什么？
作者与释祩宏的论证方法有何共同之处？作者为什么要引用释祩宏《竹窗随笔》？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题。
青花蓝
刘英敏
①若说中国红是从太阳上采撷的，那么，青花蓝就是在泥土中绽放的。若说中国红是中国的“动”色， 则青花蓝是中国的“静”色。一动一静，中国有味。她兼具儒家的温度、道家的洒脱和墨家的勤朴。她是素与雅最完美的结合，是中国最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颜色。中国的士，“居庙堂之高”时，往往喜欢黄金黄；“处江湖之远”时，往往喜欢水墨黑；但他们内心深处喜爱青花蓝。
②农业中国，以“土”为其“五方”之中心。 青花瓷，脱胎于土，成型于火，获生命于青花蓝。因此说，青花蓝是泥土中绽放出来的。瓷，或者说青花瓷，是另一个中国。瓷的本性是刚的（虽然她不像刀，不具侵略性）——一旦“玉碎”，却化为片片刀锋，虽千百载也不腐。而铁枪、钢刀，几十年风雨就腐烂了。
③周杰伦的歌《青花瓷》留恋、咏叹青花瓷。 “雨过天青云破开，鬼谷下山入梦来。远尘淡墨调烟雨，一见倾心镌画台。”（《七绝·青花》）。“色流香，青胎素描慢拂弦。慢拂弦，岁月浮华，一梦千年。可参造化天地妙，无极由来太极添。太极添，业火凝炼，玲珑惊艳。”（《忆秦娥·青花瓷》）两位无名者的青花瓷诗词，甚合吾意。
④农业中国男耕女织，织的就是蓝印花布。她也是从花儿——棉花中走来。“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荀子·劝学》）战国时国人已从蓼蓝草中提取“靛青”染色。解放后不写小说写服装史的沈从文考证：“……后来逐渐发展成蓝底白印花布的一种，以布抹灰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蓝印花布为世所重在宋，盛行于明、清。青花瓷予国人以刚、以饱，蓝印花布予国人以柔、以温。千百年，蓝印花布做衣裳、被套、蚊帐、婴儿的襁褓、行者的包袱……她比粗陋的麻布细暖，她无绸缎、毛皮的高贵，但她予千千万万布衣以尊严，还有欢和爱。如今，蓝印花布在云贵一带的少数民族才较常见，并且是珍稀旅游纪念品了。
⑤蓝底白花，以斑点的粗细、疏朗组合而成，如星空闪烁，一种悠远、宁静的气息袅袅而来。她兼有少妇的端庄和少女的俏皮。她天性属于山清水秀的江南：温婉白美的女子，“缓缓地”穿上这种蓝得清纯，白得朴实的布衣，秀气不落凡俗，典雅不失明快，款款地走来……那才是个美不胜收的南中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好一个如茵绿草与蓝印花布作大背景的红火江南。
⑥蓝印花布，还有团扇、青瓷、宣纸、毛笔、线装书、油灯、油纸伞、秦砖汉瓦、儒家礼仪等绘就的岁月，一步三回首，远去了……
⑦青花蓝，民间中国的容颜，也是蓝天和大海的容颜，是中华的“基准色”与活力源泉。
（选自201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请简要说明第一段中画线句的含意。
请简要分析文章第四段的行文层次。
请结合文意，阐释文末“青花蓝，民间中国的容颜”的内涵。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好声音”的精神追求
张颐武
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获得了诸多好评，也引发了对于选手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近年来中国选秀文化变化和发展的一个新的状况的投射，也是中国电视文化的新的变化的投影。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的选秀文化经过了2005年以后的第一波的高潮之后，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某种困局。一是造就超级明星的功能业已减退。通过选秀为公众所认识好像越来越难。这既是由于这些年唱片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的问题复杂，也是由于歌手的形象风格都相当接近，难以脱颖而出。一开始通过选秀的梦想舞台选出青春偶像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反而是许多参加各电视台选秀的选手都差不多，观众的印象模糊。二是观众的新鲜感消退之后，对于选秀的形式已相当熟悉，各个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也都有重复之嫌，使得观众产生了疲劳感，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了。这几年选秀一直处在瓶颈之中。
当下引发观看热潮和争议的“中国好声音”一出现就引发了轰动效应。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从音乐专业方面着力，从“好声音”中寻求新的可能性。让刘欢、那英等这样最有声望的音乐会人来指点新人，让迷人的好声音得以展现。通过这些华语歌坛的最重量级人物收徒，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的做法，使普通人能够成为音乐人，进入这一专业领域得到更多的培养和深造，从而能够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其实是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进放专业领域。这个构思另辟蹊径，让选秀不再一下子就能实现梦想，也不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通过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这是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学习的长期的努力的过程，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后90后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的社会环境，而独生子女的适应和抗压能力又相对较弱。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的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诸多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而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的，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向上的价值。这样，音乐大家和青年选手的双向选择就有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所标举的是脚踏实地，所倡导的是一种正面积极的价值观。通过艰苦的奋斗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也不是梦想遽然实现的舞台，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又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具有魅力的。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和思考也值得我们反思。“好声音”的几位选手的经历和过去的生活引发了一些争议，这些问题曾经是电视节目为了制造效果而经常存在的。但这一次引发的争议似乎相当大。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并要求电视节目有更严格的自律，要求出现在屏幕上的人更为真实。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曾经相当盛行的“托儿”或者胡乱编造的情节。因为人们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迸发。青年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更经得住追问，节目才能赢得更多的成功，因为只有真实的人的努力和梦想才有价值。这其实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有删改）
下列关于“中国好声音”的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中国好声音”不同于那些让年轻人当即实现明星梦，或者是仅仅让普通人在舞台上展现梦想的选秀节目。

B．“中国好声音”中展现了青年一代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求。

C．“中国好声音”让刘欢、那英等这样最有声望的音乐人在节目中指点新人，从而赢得了公众。

D．“中国好声音”引起的反响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对于真实和诚信的关注。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文意的的一项是（  ）

A．“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选秀文化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B．选秀节目要赢得更多的成功，就必须更加真实，让每个选手的过去都经得起追问。

C．观众不能容忍曾经相当盛行的“托儿”等情况致使我国的选秀文化从2005年后一直处于瓶颈中。

D．选秀节目近年来走入困局的根本原因在于观众对选秀形式的熟悉，而且选秀节目又大同小异，缺乏新意。

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通过选秀成为公众熟知的超级明星在如今的选秀节目中已经很难再出现了，因为大多数参加选秀的歌手形象风格特别接近。

B．“中国好声音”节目从音乐专业方面入手，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从“好声音”中寻求选秀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C．“中国好声音”是职场节目，目的是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音乐，让音乐家和青年选手的双向选择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D．“中国好声音”引起的质疑和思考凸显社会对选秀节目的要求，观众们希望看到的是真实的人生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中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城市不具备自立的经济，而与乡村间在经济上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的基础是，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的同时，经济上依赖乡村，没有发展成独立于乡村之外的经济中心。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城市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作为帝王—官僚的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基本属性，无论是天子驻跸的都城，还是地方大吏主持的郡邑、州治、县城，都是按照国家政权的政治—军事需要修筑起来的，城市的结构模式，也是严格遵循礼制，如国都一律“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宫殿置于全城中轴线上，市场受官府控制，置于宫殿宗庙背后。各地方性城市的格局也仿效都城。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是国家政权（中央一级或地方各级）所在地，其主要职能是实施对全国或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至于工商业，在宋以前的城市生活中不过是政治的附庸而已。
古代中国城市，无论是都城还是州县所在地，与乡村的经济联系，主要是单向性的，即城市从乡村征收贡赋、调集劳役，一般却较少向乡村提供产品，广大乡村则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轨范内生存。国与野、都与鄙、城与乡之间，政治上是前者对后者的压迫与控制，经济上则是后者对前者财富和劳力的供应。这使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政治性的，而且是消费性的，城市手工业基本是为官府服务的官手工业。宋以前，中国城市普遍实行市坊一厢坊制，规定各种作坊、商店必须开设在市区某一街区，交易聚散有时间规定。自宋代开始，城市的经济功能加强，民间活力日增，限制民间商业发展的厢坊制度被突破，代之以市、集镇、瓦子等商业贸易场所，出现《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那种繁盛的市井社会，城乡间的双向物质交换有所发展，有人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中国的“都市革命”。然而，直至明清，中国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包括宋以后的整个古代中国城市，未能摆脱帝王—官僚的直接控制，没有成为自然经济结构的离心力量，并始终是其核心部位和统治中心，城市也就不可能提供瓦解自然经济的强大动力，而只是无止境地从乡村掠取产品和劳役。这种单向性的物资流动，只能加剧农村贫困化，使中国广大乡间封闭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小天地之内。而城市自身，一方面是贵族、官僚依凭盘剥农村而过着膏梁锦绣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是城市工商业受到种种限制，难以获得健康发展，无以形成欧洲中世纪城镇那样强有力的行会制度。
古代中国的城乡关系，从国家机制看，城市高高凌驾于乡村之上；但从经济看，城市并未能获得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不过是农业经济的附属物，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成为乡村和城市共同赖以存身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传统的中华文化的主体称作“农业文明”。中国自然经济难以解体，社会一再往复交替出现“恢复—高涨—危机”三阶段周期循环而迟迟未迈入新的运行轨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发展迂缓，市民阶层晚成，市民文化单弱等等现象，均与城乡经济的同一性，城市迟迟未能形成独立的、与农村相抗衡的经济中心，有着不能解脱的内在联系。
（节选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下列关于古代“中国城市”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城市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作为帝王—官僚的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基本属性。

B．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城市无论都城、郡邑，还是州治、县城，都是为满足国家政权的政治—军事需要修筑起来的。

C．中国城市均严格遵循礼制安排结构模式，一律都是采用“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形式。

D．中国城市在宋以前对工商业均采取限制措施，其主要职能是实施对全国或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

中国古代城乡经济具有“同一性”，下列表述不属于此内容的一项是（    ）

A．自宋代开始，城市的经济功能加强，民间活力日增，出现了新的商业贸易场所及繁盛的市井社会，城乡间双向物质交换有所发展。

B．古代中国城市没有成为自然经济结构的离心力量，不能提供瓦解自然经济的强大动力，而只是无止境地从乡村掠取产品和劳役。

C．在经济上，古代中国城市没有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是农业经济的附属物，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成为城、乡共同赖以存身的基础。

D．古代中国城市政治上对乡村压迫与控制，但却未能形成独立的、与农村相抗衡的经济中心，经济上依赖乡村。

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古代中国城市无论大小，与乡村的经济联系都是单向性的，即从乡村征收贡赋、调集劳役，一般不向乡村提供产品。

B．城乡间单向性的物资流动，使城市封闭在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小天地之内，工商业难以获得健康发展。

C．自宋代中国的“都市革命”发生后，城市经济活力得到释放，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D．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发展迂缓、市民阶层晚成等等现象的发生，均与古代中国城市对乡村经济的依赖有内在联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值“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担忧，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孔子提出了如下思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一些人把“寡”解为土地财产少当是误读，所谓“寡”类似于老子“小国寡民”中的“寡民”。孔子的“贫”是指土地和财产少。孔子的“均”应有两解：一是“平均”，如（（荀子•君道》：“以礼分施，均编而不偏”；二是“公平”，相当于《管子•形势》所言“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
这段话经常被当作儒家宣传平均主义的经典表达加以批判。有的学者指出，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确实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一，但孔子“患不均”之正确，并不能证明“不患贫”之合理；“均无贫”不合事实，“不均才贫”更不合逻辑；“均”是分配形式，“贫”是财富多少，财富分配之均与不均，与财富之多少没有关系。“不患贫”是危险的，因为“贫”正是“不安”的首要原因；物贫则人争，争则不安；人所争者，正是这不足之物。“均无贫”彻底的没逻辑，其极端形式是人人都是零，也就不是贫；而人人都是零，均是绝对均了，但贫还是贫。
这番言论虽不乏深刻，但存在诸多误解。不能脱离特定的语境加以解释。要知道，孔子这段话是针对季康子掌权者之流通过对外战争攻伐等不义手段掠夺土地和人口而讲的，不是泛泛而论。他分别把“均”、“和”、“安”和“贫”、“寡”、“倾”当作两种价值，“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表面上看是只追求平均、安定而排斥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其实不然，他不过是强调通过采用“均”、“和”、“安”的手段和途径达到解决“贫”、“寡”、“倾”的问题。总之，是利用“均”、“和”、“安”的工具理性达到无贫、无寡和无倾的价值理性目的。“均”作为分配形式同“贫”并非完全没有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富的生产和不同人所占有的财富多少。“均无贫”是说“均无极贫”，绝对平均会致贫，但相对平均却可以防止极端贫困、防止两极分化。其实，从另外意义上说，孔子又何尝不“患贫”、“患寡”呢，他对足食、足兵、民信的肯定，对庶、富、教的赞许，就是最好的说明。“贫”确实是“不安”的重要原因，但历史表明“不均”也是“不安”的根源。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均贫富，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在文化分子特别是儒家的心目中，它不过是相对的平均思想，是协调贫富差距，使之保持在适当限度之意。”（封祖盛、林英南：《开放与封闭》）一定的贫富差距在私有等级社会是必要和必然，只是孔子在肯定使各个等级的财富与其身份地位相一致、强调等级分配的同时，坚决反对过度贫富差距。当季康子试图借改革税赋制度以聚敛更多财富时，孔子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讲季康子比王朝的周公富有，而冉求还替他搜刮、聚积增加他的财富；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好了。
（节编自涂可国《也谈儒家的财富观》）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春秋时代，贫富差距已造成了社会的频繁动荡，这引起了孔子的深深忧虑，为消除社会隐患，孔子提出了“均”富的分配主张。

B．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中的“寡”，不能简单解释为土地财产少，而是类似于老子“小国寡民”中的“寡民”，指人口少。

C．有的学者认为，孔子提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是在宣传平均主义。

D．反对孔子“均”富思想的人，言论虽不乏深刻，但存在诸多误解，因为他们是在脱离了特定的历史语境的条件下加以阐释的。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孔子强调的“均”、“和”、“安”，都是手段和途径，他的目的是想利用这些工具理性达到无贫、无寡和无倾的价值理性。

B．孔子提出的“均无贫”，不是绝对的平均，而是相对'的平均，这样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可以防止极端贫困、防止两极分化。

C．贫富差距在等级社会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但孔子主张的协调贫富差距，使之保持在适当限度，则更有利于这种社会的稳定。

D．季康子比王朝的周公富有，冉求还替他不断搜刮、聚积财富，这让孔子无法忍受，他认为，季康子不应拥有比别人多的财富。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提出的“有国有家者”应“患不均”，这是合理的，因为“不均”也是“不安”的根源。这一点学者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B．“贫”是“不安”的首要原因，孔子理解这一点，他也因此“患贫”、“患寡”，对足食、足兵、民信给予肯定，对庶、富、教进行赞许。

C．“均”是分配形式，“贫”是财富多少，二者虽无必然联系，但“贫”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富的生产和不同人所占有的财富多少。

D．孔子提出了“均”富的分配主张，是为了维护等级社会的稳定、和谐，本质是在强调等级分配与诸侯、士大夫的身份地位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