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启蒙运动和19世纪发生在中国的维新运动都是宣扬民权民主的思想解放运动,但两者的社会影响差别很大,其主要原因是( )
A.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不同 |
B.运动领导者的学识水平和宣传力度不同 |
C.宣扬民权民主思想的方式和途径不同 |
D.倡导者思想的丰富程度和成熟程度不同 |
奕䜣力倡洋务,又因在兄弟中排行第六,被称为“鬼子六”;洋务派官员丁日昌被称为“丁鬼奴”;郭嵩焘在一片冷嘲热讽中出任第一任驻英公使。这反映了
A.洋务运动与传统的观念发生冲突 | B.崇洋媚外行为遭到社会鄙视 |
C.洋务派改器物不改制度受到批判 | D.西方列强侵略激起国人抵制 |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师夷……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又赞誉说:“中国士大夫之稍有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者。”他称赞的是( )
A.王夫之 | B.魏源 |
C.王韬 | D.郑观应 |
终晚清之世,国史馆于大臣出任军机处、内阁、部院、疆吏者皆立年表,而于任事总理衙门之人,则独无年表。国史馆的这种偏好从本质上说明
A.传统的史家观念几无更新 | B.旧有的官僚体系仍为主流 |
C.总理衙门的官员低人一等 | D.晚清近代化进程步履维艰 |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写道:“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在这里,他着重
A.诠释了救亡与图存的关系 |
B.强调了科学与民主的重要 |
C.说明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 |
D.表达了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道理 |
“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该观点主要认为“中体西用”理论
A.出发点是在中国实现政治变革 |
B.目的是维护固有的制度和纲常礼教 |
C.为西学在中国传播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
D.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 |
著名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化。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这表明他认为( )
A.中国文化常在和平中得到延续性发展 |
B.中西文化内涵有着根本的不同 |
C.中国古代文化以诗词为主,艺术欠缺 |
D.西方文化时断时续,带神秘色彩 |
梁启超在评清代学术时说,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1821~1861年)以后之学新。 这里的“新”指的是
A.学造器物 | B.仿行制度 |
C.提倡思想解放 | D.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
晚清时,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曾廉认为,“中国一切皆非为制度之不良,而但为人心之败坏而已”。叶德辉说:“与其言变法,不如言变人。”徐致祥认为“变人”之道无他,只须给皇帝开经筵讲理学就行,因为孟子说过“一正君而国治矣”。下列主张与三人思想一致的是
A.“祖宗之法不可变” | B.“变者古今之公理” |
C.“托古改制” | D.“中体西用” |
俾斯麦在论及中日两国学习欧洲时说:“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本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国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也!”这些“中国人”是( )
A.顽固派 | B.洋务派 | C.维新派 | D.革命派 |
某一史学家在《中国近代史》中说,当时我们只要了白菜,而没有要到种子和种植方法。通商贸易,没有按规则出牌;经济改革,也没有走完该走的路。对题干所述“当时事件”的相关理解和认识,解读最为准确的是:
A.“渔”胜过于“鱼”,学习西方,要讲究策略 |
B.尽管不够全面和彻底,但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 |
C.从中可看出,作者对“当时事件”评价不太高 |
D.折射出了“当时事件”学习西方认识上的偏差 |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把西方人贬称为“夷”,但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把“夷”都改作“洋”了。这一变化反映了
A.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逐步深入 | B.中国人由仇视西方到崇拜西方 |
C.由中国中心到西方中心的变化 | D.对西方外交政策由对抗到和解 |
章开沅认为: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经历了从“愤悱”到“讲画”再到“变力”的过程,认识上从情感走向理性,实践上变革的动力和力度也在逐步深化。其中“愤悱”、“讲画”、“变力”所代表的派别顺序正确的是
A.顽固派/洋务派/革命派 | B.革命派/顽固派/洋务派 |
C.洋务派/革命派/顽固派 | D.顽固派/革命派/洋务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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