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亚洲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刻,虽然不是所有的中国都在共产党的手中,但毫无疑问,无论好坏,这是拥有近5亿人民、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同质种族群体的政府。”这是某年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的来自香港记者的报道。这份报道
A.评论的是新中国参加亚非会议 |
B.证明英国没有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 |
C.反映出英国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无奈 |
D.有助于研究新中国成立时西方国家的态度 |
1953年6月5日,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说:“两大阵营的对立当然是基本的,但当前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四个方面。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这表明新中国
A.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 B.敢于打破意识形态对外交工作的限制 |
C.外交工作迎来宽松的环境 | D.外交工作在国际社会取得重大的影响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就对日作战后期及战争结束后解决双方争议问题签订的条约,条约有效期为30年。新中国成立后,决定重新签订中苏之间的条约。这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方针是( )
A.独立自主 | B.“一边倒” |
C.“另起炉灶” | D.“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
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说:“从……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共同基础”是
A.社会制度 | B.意识形态 |
C.联合抗击西方殖民侵略 | D.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 |
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对建国初期“一边倒”方针的理解,正确的是( )
A.它是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一项基本外交方针 |
B.它使我国丧失了同苏联的平等关系 |
C.它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的体现 |
D.它使我国断绝了同西方国家的联系 |
1953年, 周恩来在与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说道:“两个大国之间, 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 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有根据这些原则, 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些原则”是指
A.“ 另起炉灶 | B.“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
C.“ 一边倒 | D.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在一次国际会议中周恩来的话语打动人心:“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而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这次会议是指( )
A.万隆会议 | B.日内瓦会议 |
C.布雷顿森林会议 | D.第26届联大 |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说,如果亚非国家养成一种在西方缺席的情况下经常开会的习惯,由于有众多的人口,印度和中国无疑将控制局面,这可能最终形成一个反对西方的集团。他希望这次会议开不起来。杜勒斯针对的是( )
A.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印会谈 | B.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
C.以“求同存异”促进会议成功的万隆会议 | D.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联大”会议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就对日作战后期及战争结束后解决双方争议问题签订的条约,条约有效期为30年。新中国成立后,决定重新签订中苏之间的条约。这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方针是( )
A.独立自主 | B.“一边倒” |
C.“另起炉灶” | D.“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
下图是20世纪50——70年代大国关系图。阅读下图(“—”表示合作关系,“<—>”表示对抗关系),甲乙丙分别指
A.英法美 | B.英美苏 | C.中苏美 | D.美中苏 |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美两国内部都很团结,因为它们害怕外国‘共产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它们是一对类似的魔鬼,各自都把对方当成一种巨大的威胁,必须以新的严正态度来对待。”主要原因是
A.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 | B.领导集团政策的不同 |
C.中美综合国力的差异 | D.中美对外政策的差异 |
1950年,英国政府认为,承认新中国虽不是保护英国在华利益的“灵丹妙药”,但至少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而且,“如果不与这个政府建立关系,我们就不能对它将来的发展施加影响”。当时英国的对华认识
A.反映出中英双方的战争危机消失 | B.反映出新中国不承认旧的中英关系 |
C.没有预料到新中国会倒向苏联一边 | D.与美国的对华政策高度一致 |
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中国有“非常独特而深厚的文明”。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对法国而言,与中国建交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
A.消除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 | B.联合国的军事、经济制裁 |
C.实现不结盟外交的政策转变 | D.冲破美苏两极对峙的坚冰 |
有学者认为,1954年不仅是新中国的法治年,也是新中国的外交年。下列选项能为“外交年”之说提供依据的是
A.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 B.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C.在万隆会议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 D.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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