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前期的历史主流。下列关于中国近代前期历史主流的表述，最为准确的是
| A．推翻清朝统治，发展资本主义 |
| B．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一 |
| C．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清除外国侵略势力 |
| D．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中国社会近代化 |
近代某思想家在其言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该思想家的观点是（ ）
| A．反对中体西用，主张完全照搬西方文化 |
| B．认为中西方文化各有各自独特的体用 |
| C．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主张中体西用 |
| D．认为中体西用在当时不被人们所认可 |
从鸦片战争前后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发展历程是（ ）
| A．中体西用—开眼看世界—维新变法 |
| B．开眼看世界—维新变法—中体西用 |
| C．开眼开世界—追求民主共和—维新变法 |
| D．开眼看世界—中体西用—维新变法 |
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所著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指出：“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里，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战争以严酷的实施暴露了这种差距，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二十世纪初，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对此思考的结论是( )
| A．“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
| B．“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
| C．“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 D．“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 |
“(它)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部分，并设法把这部分引进到中国来，而成为中西文化频繁接触后的当时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形式……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缺口。”材料评述的是
| A．“经世致用” | B．“中体西用” |
| C．“维新变法” | D．“兼容并包” |
李鸿章《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日本君臣发奋为雄，选宗室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两国（英、法）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去年英人虚声恫吓，以兵临之，然英人所视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而英人因无如之何也。”这表明李鸿章
| A．未找到中国落后的根源 | B．主张效法日本全盘西化 |
| C．决意严守祖制不动摇 | D．已找到强国御侮之道 |
“外夷奇技，其始皆出中华，久之中华失其传，而外夷袭之”，诗云“西夷制器呈奇巧，半是中华旧制来”。这种“西学中源说”的解释目的在于( )
| A．反对学习西方 | B．为变法作解释 |
| C．宣传中体西用 | D．维护中华文化 |
下列表格中的言论客观反映了当时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倾向，其共同诉求是( )
| 1865年 |
李鸿章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
| 1894年 |
郑观应说：“西人以商为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
| 1903年 |
章太炎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
| 1913年 |
梁启超说：“共和政治，非国民继续的觉悟努力，万万不会维持。” |
A．实现中国工业化 B．推动中国近代化
C．实行民主政治 D．启蒙与救亡并重
“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该观点主要认为“中体西用”理论
| A．旨在中国实现政治变革 | B．目的是维护固有的制度和纲常礼教 |
| C．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 D．为西学在中国传播创造了有利环境 |
《海国图志》远远不止是一部地理著作，如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远非一部生物学著作一样。它引领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显示着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眼光和气度。梁启超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这一评价主要是因为
| A．“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冲破了传统的夷狄观 |
| B．魏源被人们看成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
| C．魏源是第一个系统地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的人 |
| D．《海国图志》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河 |
张鸣教授在《重说中国近代史》中说，当时我们只要了白菜，而没有要到种子和种植方法；通商贸易，没有按规则出牌；经济改革，也没有走完该走的路。以下救国思想中能印证此观点的是
| A．“师夷长技以制夷” | B．“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 C．“兴民权、开议院 ” | D．“德先生”和“赛先生” |
史学家陈旭麓指出，19世纪40年代、60年代和90年代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到近代变革过程中前后相接的三个历史环节。贯穿这三个历史环节的主题是
| A．反抗封建专制与建立君主立宪的统一 |
| B．批判传统与全面引进西方文化的统一 |
| C．发展资本主义与建立民主共和的统一 |
| D．反抗西方侵略与学习西方文化的统一 |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1850 年到 1899 年，中国人翻译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在数量上超过了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例为 4:1；1902 年到1904 年的两年中，后者却以2:1的比例超过了前者；而在1912年到1940 年，得到翻译的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著作比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著作多两倍。这一现象折射出近代中国
| A．重道轻器、文官治国的传统根深蒂固 | B．民族工业急需的科技人才极度匮乏 |
| C．始终没有找到符合国情的近代化模式 | D．由表及里、逐步深入的学习西方 |
1874 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 诚未见其效也。……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 由此可知李鸿章
| A．对时局的严峻性缺乏深思 | B．指责清政府现行外交失策 |
| C．初具除旧改良的变革思想 | D．质疑洋务运动的体用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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